中图分类号：I206.7/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0-0175-06 《茫茫的草原》是当代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代表作，也是其创作生涯中最具生命力的作品。长期以来，这部小说作为书写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之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具备了一定的经典性。《茫茫的草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反映蒙古族生活的长篇小说①，被认为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成就的好书”②，曾获茅盾文学奖提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文本的出现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与汉族文学不同的文学范型，也为其他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这部长篇分为上、下两卷。上部于1957年初版，原名为《在茫茫的草原上》，由于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一些“自然主义”的描写受到批评；1963年，经作者修改，更名为《茫茫的草原》再版。下部则由于“文革”等原因，直至1988年才得以出版。本文的考察对象是1963年修改版《茫茫的草原》（上）。 从作品表层结构看，这是一部相当标准的“革命回忆录”。它与同一时期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有着类似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小说对蒙古族解放斗争历史的描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及经由这一革命所建立的新政权、新社会，做出了合法性证明。然而，当我们在性别和民族的视野中重读作品、考察其历史叙事时发现，这一文本围绕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物形象的性别表述呈现出作家主体意识的复杂结构，也敞开了缠绕于叙事肌理深处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 一 一如其他“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茫茫的草原》也是一部以英雄成长为叙事主线的作品。作者在民族革命的大背景下，描写了察哈尔草原上特古日克村发生的故事，从中揭示了特定年代内蒙古人民的历史命运。小说着重叙写蒙古族青年铁木尔接受革命的询唤，由一个粗犷、率性、散漫的草莽英雄，逐渐成为一名“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英雄的人生历程。在此过程中，作者的性别想象有着比较清晰的呈现。 首先，铁木尔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借助了“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在小说所提供的叙事语境中，男女之间最基本的性别关系具有“男性：解救、引导/女性：被救赎、追随”的内涵。它意味着故事中的男性人物因其所依靠的“革命”及“党”的意识形态权威的支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女性人物的引导者。传统文化中男女两性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被整合于“革命者/群众”的领导/服从关系中③。置身这一叙述框架的女性形象，客观上成为高大的男性英雄的衬托以及革命神圣的佐证。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斯琴正是如此。虽然这个女子的成长过程表现得有些仓促，但在“十七年”革命文本书写中颇具典型意义。她从最初作为“被压迫阶级历史命运的指称”④，到成为一个让共产党员官布都表示“真不敢相信”的孤身杀敌的女英雄，发挥了衬托铁木尔英雄形象、使之得以凸显的功能。故事进程中，是铁木尔及其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的壮大，使斯琴在经历了血的洗礼（流产）后获得了自由；是铁木尔的一番革命启蒙话语，让斯琴意识到只顾“两个人安安乐乐地过日子”“就把受苦受难的牧民兄弟们忘掉”是落后的；是铁木尔的鼓励，让她在“夜黑路生”的情况下“两腿如风”奔走传信；也是“想着铁木尔教给她的射击方法”，她才开出了第一枪。最终，斯琴确如铁木尔所期待和要求的，在关键时刻变得“跟男人一样”，“学会杀敌人”。虽说斯琴的革命动机不那么“纯洁”（她之所以走向革命，与其说源自“有意义的生活的大门”的吸引，不如说更多的是因为受到铁木尔“只要我们一起闹革命，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的诺言感召），但铁木尔所代表的政治属性在此起到了弥补和修正的作用。 从叙事效果来说，斯琴的人生转变自然让铁木尔的英雄人生更为圆满，因为它从侧面写出铁木尔不仅自己“闹革命”，而且还有效地“发动了群众”，也获得了爱情。当然，铁木尔的强大感召力主要并非取决于个体的男性身份，而是来自支撑其形象内核的“党”和“革命”的政治权威。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中描写道，铁木尔在最初脱离“队伍”孤身回村寻找斯琴时，并未能如其所愿夺回恋人；而当他回归党的怀抱、投身火热的斗争，察哈尔草原再掀革命浪潮时，斯琴才终于在反动阶级慑服于革命力量的情况下获得了自由。这样的情节设置不仅帮助斯琴实现了由女奴到女英雄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革命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除斯琴外，小说对另一个女性人物托娅的塑造也是耐人寻味的。初版叙事中，托娅身上表现出一些不乏负面意义的“性别特质”，比如喜欢唠叨、狭隘、任性。她不合时宜地向外人诉说生活的苦楚，还因为丈夫官布整天不在家“产生许多疑心”，时不时“给他点眼色看”（“卷一”第四节）。或许，如此“落后”的精神气质以及她那“一个瘸腿的虚胖的中年女人”的外在特征有丑化革命群众之嫌，不利于神圣的革命叙事，于是，在修改版中，有关托娅的外貌描写被作者删去，这个人物在故事中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则被强化了。 说到底，托娅（蒙古语意为月华）可谓“人如其名”，她存在的意义只是停留在如同月亮般反射“革命”太阳似的光芒这一点上。小说描写“健谈的女人”托娅接受了丈夫的教育，又经受了革命的考验。她不再“信口开河”，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与一个伟大的整体有联系的人”，“从它那里得到了鼓舞和力量”。然而，这份欢欣鼓舞在读者看来很容易显得有几分空疏，因为叙事者并没有给托娅以相对充分的自我展现的叙事空间，而只是依赖外部讲述的方式。这样一来，托娅的内心世界被抽空，读者很难触摸到人物自身的感受和思维，托娅很大程度上也便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于是，她的缺乏内在逻辑性的思想提升与斯琴的“被解放”一样，只是观念化地体现着官布的启蒙成果以及革命的强大召唤力，却不曾昭示女性生命的内在律动及其对妇女解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