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私下表示，茅盾文学奖颁给毕飞宇是不是误读的结果？照例，茅盾文学奖偏重于宏观的历史题材的作品，而毕飞宇的《推拿》全无宏大的叙述，人物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事件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事件，叙事也是小叙事。所以，五部获奖小说中，《推拿》排名末尾，似乎一不小心就要从茅奖的队伍中滑落下去。的确，从评委的角度，我们可以想象这类不幸事件发生的诸多可能。如果还是以往茅奖的评委班底，或许第八届茅奖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而那时，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欣赏毕飞宇的才华，为《推拿》献上鲜花和掌声？事实上，对作家而言，要坚持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理念，是很不容易的。对照中国当代作家的言行表现，最常见的现象是作家写作时是一种方式，而对自己的写作发表意见时，又是另一种方式。譬如，阿城的《棋王》、《孩子王》，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知青生活很原生态的把握，写出了“知青”在无聊又无奈的现实面前的一些生活状态。阿城的小说一扫同时期“知青小说”的严肃面目，让读者的眼光从“伤痕文学”的空间中解放出来，转向更宽松、辽阔的文学天地。但轮到阿城出场，对文学创作发表意见时，我们听到的却是一派文化高调，作者唯恐读者忽略了他的创作宏旨，于是下棋和男女饮食都赋予了沉重的文化意味，好像如此一来，小说才有价值。对照毕飞宇的《推拿》，尽管作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声称有多大的宏旨潜藏其中，但一些批评解释，却是只想往高调里拔，生怕毕飞宇没有鸿鹄之志，生怕读者像读普通小说那样寻求阅读快乐，而忘了挖掘《推拿》的微言大义。于是，一些评论将《推拿》与人道主义问题捆绑在一起，说《推拿》思考的是人的问题，表现的是人的尊严问题，好像只有这样《推拿》才有了一种文学的严肃性。这些解说确有善意，但很难说准确。毕竟，在小说与人道主义问题上，最强势的应该是巴金、王蒙、高晓声、张贤亮、张洁、谌容、戴厚英等一批作家的写作，而不是毕飞宇。毕飞宇的创作长处不在于关注人道主义或写人的尊严问题，依我之见，《推拿》的价值在其他地方，尤其对新世纪小说创作而言，它面对的是新世纪当代小说的问题，针对这样的现状，《推拿》显示出一种积极的时代意义。 一 与一些写作者喜欢标榜自己的写作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或对当代社会生活思考的写作不同，毕飞宇的《推拿》很少见到这样的影响痕迹。从小说一开始，读者便会被作者那种捕捉生活细节的锐利眼光所折服。有评论者说《推拿》是细节造就的作品，就细节在《推拿》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此话一点都不假，离开了那些精彩的细节的支撑，《推拿》将会逊色不少。但问题在于细节在不少当代作家作品中被淡化，甚至在一些作家眼中只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才是写作的追求目标时，毕飞宇着意于细节的小说艺术，是有新的探索价值的。 读《推拿》，我不知不觉想到了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晚翠文谈新编》中，批评1980年代一些小说家创作的意见，他说，一些作家把小说当做发表个人意见的地方，大段大段地议论，完全忽略了小说的叙事艺术。汪曾祺的意见在那个时期可能属于少数派，不然那种开口便见喉咙响的小说何以盛行至今？那种喜欢发议论的小说写作的方式，说到底，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积习，它与中国传统小说所追求的讲故事方式是有区别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有自己的传统，与“文”的载道传统，与“诗”的言志传统相比，小说出于“稗官”的“残丛小语”传统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梳理，清楚地揭示了“小说”具有“街谈巷说”、“细碎其言”的特点。这样的小说传统，除具有供统治者以观民风的资政功用外，从小说自身的需求看，主要是娱乐。鲁迅先生在《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中，指出小说源于杂戏、市人之口述和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这种娱乐为主的小说传统，与诗教为主的文史传统，在道统上是有区别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功能差异，小说一直是文学正统之外的末流，徘徊于文学的边缘地带。但这种边缘地带的小说创作成就了小说文体自己的文学气象，它的叙事娱乐功能胜于教化功能，而且，不像诗歌抒情言志那么郑重其事，也不像文以载道要担负那么多的社会功能，小说文体的卑微，甚至显示出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琐碎特色，让这一文体始终保留着较多的世俗生活的面相和民间的乐趣。但这种小说文体的传统特色，到近代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现代知识分子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之中，在倡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他们借鉴西方的经验，将小说作为一种开启民智的思想工具，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追求，小说在现代启蒙者的思想视野中，超越诗歌、散文，一跃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文体。这种新文学的功能大转换，使得中国原有的小说传统也发生了转变。小说以娱乐为主的传统价值认同，让位于借小说来表达民意的社会批判功能。所以，鲁迅先生曾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② 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小说方式的被改造同步进行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逐渐强化，所谓文学介入社会生活，所谓作家作品的道德良知，以及知识分子的写作等等说法，其实都可以归入文学意识形态范畴来认识。总而言之，是现代政治在文学结构关系中的强势介入，打破了原来以娱乐为主的小说欣赏习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包括知识分子道德理想的文学诉求，合理合法地走进了现代文学。在传统小说创作中，写作者的身份是才子和文人，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事，反思传统，批判现实，不是说没有，但很个别，而且点评家们对此常常会以浅、显、露、直等概念加以否定。到了现代，因为道德立场和批判意识在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特殊地位，小说创作中作者跳到前台，扮演道德传道者的身份角色，已经让读者不再感到陌生。这种立场在先、姿态在先的现代文学景观，从梁启超的“新小说”开始，经过五四白话文，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一直进入到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阶段。从文学艺术层面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立场和批判现实的价值认同上，新文学与当代文学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差别只在于具体内容上当代文学赋予了小说创作、文学评论以更加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新时期”以来，这种新文学传统并没有弱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常世俗生活场景在小说艺术中逐渐增多的同时，招致左右两种思想营垒的共同不满。这些批评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越来越缺乏思想了，他们的潜台词是小说应该是一种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大说，而不应该专注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