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从文传统在当代 要说沈从文的文学对当代创作的影响，首先一定会想到汪曾祺，这对师生的传承赓续，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尚待穿过泛泛之论，做深入扎实的探究。这里不谈。 还会想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被重新“发现”以来，一些作家怀着惊奇和敬仰，有意识地临摹揣摩，这其中，还包括通过有意识地学汪曾祺而于无意中触到一点点沈从文的，说起来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不过这里出现一个悖论，就是有意识地去学，未必学得好；毋庸讳言，得其形者多有，得其神者罕见。这里也不谈。 如果眼光略微偏出一点文学，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①。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里也不谈。 这么说来，你就不能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沈从文的传统在。说有，不仅是说曾经有，更是说，今天还有。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这篇文章要讨论的三部长篇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迄于今日的文学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最早的《活着》（1992年）已经有20年的历史，《秦腔》（2005年）出现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天香》（2011年）则刚问世不久。这三位作家，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自然无须多说；需要说的是，他们三位未必都愿意自己的作品和沈从文的传统扯上关系，事实上也是，他们确实未必有意识地向这个传统致敬，却意外地回应了这个传统、激活了这个传统。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不自觉的、不刻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关联、契合、参与，反倒更能说明问题的意义。这里我不怎么关心“事实性”的联系，虽然这三位不同程度地谈过沈从文，但我不想去做这方面的考辨，即使从未提起也没有多大关系；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和作品的互相认证。 在此顺便提及，阿来在2005年到2008年出版的三册六卷长篇小说《空山》，本来也应该放在这篇文章里一并讨论，《空山》和沈从文文学之间对话关系的密切性，不遑多让；但考虑到涉及的问题多而且深，在有限的篇幅内难以尽言，所以留待以后专文详述。 二、活着，命运，历史以及如何叙述 《活着》写的是一个叫福贵的人一生的故事，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20世纪的几十年中的苦难。说到这里自然还远远不够，不论是在20世纪中国人的经验中，还是在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书写里，苦难触目即是。这部作品有什么大不一样？ 在1993年写的中文版自序里，余华说：“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② 1996年韩文版自序重复了这句话。余华解释了作为一个词语的“活着”和作为一部作品的《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③ 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讨论：一是人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二是人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之始，即以“人的文学”的理论倡导来反对旧文学，实践新文学。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人”的发现，一方面是肯定人自身所内含的欲望、要求、权利；另一方面则是探求和确立人生存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为什么活着，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到并且去实践活着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发展出这样严厉的判断：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值得过的。 但是极少有人去追问，这个“意义”是生命自身从内而外产生出来的，还是由外而内强加给一个生命的？更简单一点说，这个“意义”是内在于生命本身的，还是生命之外的某种东西？ 不用说，在启蒙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审视眼光下，那些蒙昧的民众的生命“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好像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他们的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蒙昧的民众也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蒙昧的生命等待着被唤醒之后赋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