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0－0139－06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以其多产的创作实绩和独特的美学风格享有盛誉。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从1924年发表文学作品一直到建国前，先后出版各种集子60多本，建国后沈从文放弃了写作而转向文物研究，仅有少量的旧体诗词和散文公开发表，在文坛上近乎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受到冲击后，于1969年12月1日被单位“连哄带骗”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到后才发现“榜上无名”，从此开始了两年多漫长的干校岁月。从1969年12月20日到咸宁452高地后的第一封家书，到1972年2月离开丹江的最后一封信，沈从文给亲友写了大量的书信。据收入《沈从文全集》第22、23卷书信的统计，共计94封，其中与张兆和之间的通信计63封，写信频率非常高，有时达到一天两封的密度。这些书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沈从文在干校期间的生活状况、心理情绪和思想波动，并涉及沈从文在干校期间创作的旧体诗的自我评价，为研究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沈从文复杂的创作心理和精神状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书信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带私人性质的交流，尤其是家书，在写作的时候，并不存在收信人之外的拟想读者群，因而更能够袒露书写者的真情实感。以沈从文干校期间的书信为切入点，研究沈从文下放后遭遇到的乡土经验，以及在这种乡土经验刺激下的诗歌创作，有助于研究者较为全面地探究建国后沈从文精神的复杂性，力求以此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沈从文，并以沈从文的现实境遇烛照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经验。 一 沈从文20岁时由湘西进入北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凭借勤奋的写作，在北京深深扎根，完成了由一个乡下人到城市人的角色转变和“乡下人”的身份建构。从步入文坛的那天起，沈从文就以“乡下人”的标签迥然有别于其他文化人：“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① 从湘西出走后，沈从文一直在都市流浪，在历经社会底层的食不果腹到跻身文化名流后的衣食无忧这一过程中，目睹了太多都市的罪恶和都市人的道德沦丧，从最初对都市的顶礼膜拜转变为都市中的精神漂泊者和“异乡人”，正如他所言：“一切由都市文明文化形成的强制观念，不是永远在螫我烫我，就是迷乱我，压迫我”，“人贴近都市，生命实永远见出格格不入处。都市无章次的动，和我生命中的动完全对立。使我存在如不存在”②。大都市的生活严重危及到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生存经验，致使他在都市系列和乡土系列两类题材的作品中，流露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在他笔下，都市人外表光鲜，文质彬彬，实质却恶贯满盈，虚伪至极；乡村虽不乏野蛮落后，但乡村人性格耿直，敢爱敢恨，充满生命活力。沈从文在3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游子归乡的渴望，在《虎雏》、《凤子》、《阿黑小史》、《雨后》、《夫妇》等小说中，明确传达出对自然人性和自由生命的追求。身处纷繁闹市，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写作，沈从文始终秉持在生活的挣扎中悟到的生活信念，对“乡下人”和乡土情有独钟。当然，沈从文“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自我情感认同，并不是要以返归乡土的形式来对抗现代都市文明，而是“意在确定自己在现代社会的身份位置”，借此“获得了一个思想的支点”③。这种“乡下人”的身份认同渗透到了沈从文的骨髓中，使他在喧嚣的都市能始终恪守一颗赤子之心。在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沈从文“以‘人类’的眼光悠然神往地观照本族类的童年，兴味多在远离时代漩涡的汉苗杂居边远山区带中古遗风的人情世态，为这种‘自然民族’写了一部充满浪漫情调的诗化的‘民族志’”④。沈从文因此以独特的乡土经验有别于同期其他乡土作家，并在众多文人中独树一帜。 沈从文对乡土有着根深蒂固的眷念。在大城市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化人，一旦有机会回归到乡土，与乡村进行零距离接触时，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又作何感想？是否会有截然不同的乡村体验？是否能够寻找到苦苦依恋的精神家园？是否能在古稀之年重获灵魂的新生？ 1969年12月1日，67岁高龄的“乡下人”沈从文，开始了干校生活，先后迁徙六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在回顾干校生活时，沈从文用看似平淡的笔调叙述了当时的凄冷情景：“到六九年末，且被胁迫限定时日，疏散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于校。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⑤ 在咸宁452高地、双溪区革委、小学、生产队治疗所、农户家、丹江等处流徙的生活，加剧了沈从文心理的痛苦，加之身体不好，时刻面临高血压病发的危险，一家四口分居四处，身边又无亲人照顾，沈从文深切体会到晚景的寂寞与孤苦。 由沈从文在此期间存留的书信可知，下放2个月后，沈从文在干校领导的催促中由452高地迁徙到双溪区革委楼上一间阴暗潮湿的空房子，在稻草堆中打地铺，冬天无炭火取暖，只能以被裹脚。至小学后，报纸糊墙，一遇大雨屋中四处漏雨，成天只能穿套鞋，青蛙、蛇时有出没，打水、取饭极为不便。挪到农户家中，同样阴暗潮湿，毗邻猪圈，通风不便，夏季酷似蒸笼，臭气熏天。搬到丹江后，环境虽较为清幽，近乎世外桃源，但地势较高，交通极为不便，近处即是火葬场。在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下，沈从文的健康每况愈下，曾因高血压住院一个多月，却仍一直挂念着文物研究。妻子张兆和60岁仍需在向阳湖区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夫妇无法相聚，两个儿子又分居四川自贡与北京，不免有身世凋零之感：“绝料想不到……快七十岁了又还会来到这么一个几几乎和一切隔绝的乡间。”⑥ 不难看出，步入人生暮年的“乡下人”，遭遇到咸宁双溪货真价实的乡下生活时，沈从文虽对乡土怀有深层依恋，可一旦发觉自己笔下对乡土的眷念与诗意的栖居已与现实相去甚远，干校的山水很难让他找到留连忘返的感觉。熟悉乡村人的吃住等生活现实后，沈从文开始对中国乡村的未来甚为担忧，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感受：“我觉得到这里三个月，比过去十年参观大工厂大农场，住大招待所有意义。特别是对比下，更明白多一些问题。不下来是什么也不懂的。只看到好的一面，不看到有待努力才能转好的一面，以及在努力中如何取得进展的情形。”⑦ 乡村的沉滞与“不变”，农村生活的困苦，让沈从文再一次体验到城乡巨大的差别，只是这一次与30年代返乡时写作《湘行散记》的时空背景已截然不同。30年代事业渐趋稳定的沈从文作为离家多年的归乡游子重回故里，带着对新婚妻子满腔温婉的爱意来记叙沿途风景，述说家乡的人情风俗，在这样一种和谐心境下书写出来的乡土人生虽也不可避免地伴有愚昧与落后成分，但其中彰显的乡土经验却令世人感叹不已。30多年后，沈从文在名为下放实为被贬的情形下再度回到贫瘠的乡土，面对人事与命运的捉弄时，感触更多的是人生的极端孤寂与困苦，住处的不断迁徙给他带来的是流放犯人等待发遣的痛苦煎熬。正如又一次面临搬迁时，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张大妈待北回，赵大妈还不来，因此也有可能将三人仍装还高地住席棚待分别发遣！这时一切均无知。心沉重点，是必然的。”信中流露出来的真实的沮丧情绪和对无从把握命运的担忧，跃然纸上。干校间的辗转流徙，沈从文“经历的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