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6－0001－18 一、前言 1911年周瘦鹃的“哀情小说”《落花怨》与“改良新剧”《爱之花》分别在《妇女时报》与《小说月报》上发表①，他的文学生涯由此起锚。它们属处女秀，形式上不见得完美，而在其主题表现个人情爱、家国想像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中西文化视域的交错方面，预示着后来的写作取径。《爱之花》开宗明义一段《弁言》曰： 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众生皆情人也。吾人生斯世，熙熙攘攘，营营扰扰，不过一个情网罗之，一缕情丝缚之。春女多怨，秋士多悲。精卫衔石，嗟恨海之难填；女娲炼云，叹情天其莫补。一似堕地作儿女，即带情以俱来，纵至海枯石烂，而终不销焉。爰译是剧，以与普天下痴男怨女作玲珑八面观。愿世界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永绕情轨，皆大欢喜。情之芽长茁，爱之花常开。② 这不啻为一篇爱的宣言。所谓“带情以俱来”、“海枯石烂”令人想起晚明汤显祖关于《牡丹亭》的名句：“情不知所起，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如此声称“情”的伟力，其哲理可追溯到晚明时期冯梦龙——周的同乡——的“情教”。而“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女娲炼云，叹情天其莫补”的话头出自《西厢记》与《红楼梦》这两部爱情经典之作，也隐含着作者把他的小说话语置于传统抒情文学的长河之中。然而“世界有情人”则含有现代普世的语境。什么是“玲珑八面观”？“玲珑”意谓“聪明”，“八面观”是多看看，不要只看一面。从作者方面说，他会表现情爱的方方面面；而对“痴男怨女”而言，则须看清楚爱情的方方面面，不要死心眼，如俗语说的“在一棵树上吊死”；再从词义来看，如果说“情”是传统固有的，那么“爱”则随着近代以来含有新的意涵，与“情”之间产生某种张力。周氏最初以写“哀情”起家，“为情而死”的传统是他的出发点，但“玲珑八面观”蕴含着“世界”意识，导向多元交杂的风貌。 《落花怨》以文言写成，讲黄女士在伦敦留学，难以摆脱一个英国小伙子的热烈追求，遂与他结婚，此后却受到他的母亲及周围的种族歧视和种种迫害；她不堪忍受而最终悬梁自尽，留下一封遗书，向丈夫表示挚爱，又向同胞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觉醒而自强，否则“将为奴隶而不可得”！《爱之花》则使用白话，也称“法兰西情剧”，出自作者对于异域浪漫风情的想像。那是依据《浙江潮》杂志上刊登的一则名为《情葬》的笔记，叙述巴黎妇人曼茵发生婚外恋，情人柯比子爵被送往前线作战，其丈夫法罗身为将军，伺机报复，将她情人的心脏挖出，煮成羹汤给她吃，她知道了之后就自杀，幽魂追随其情人而去，遂印证了“古美人多为情死”的谚语③。周氏把这一短短笔记敷演成八幕话剧，增添了不少情节。如曼茵和柯比的密约幽会、从军道别等场景写得缠绵悱恻，激情澎湃，也给各个人物注入了血肉；尤其以重彩浓墨描绘曼茵，突出其一往情深的“痴情”：她对于与柯比的不伦之恋毫不退缩，因他被送上战场而发出“可恨我们法国的列祖列宗”的诅咒。相形之下，剧中的男主角都难以获得读者的同情。不消说法罗冷酷而残忍，极其可憎；而柯比一面热恋曼茵，一面对法罗深感内疚，在他面前痛责自己为“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周的写作以“哀情”类型起家，都把女性命运作为中心课题。这两篇作品相映成趣，宣扬爱情至上，又不得不听命于民族尊严的大义名分；爱情与牺牲联袂而至，交织着家国痛史、仇恨与死亡。这几乎隐含着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图像：爱情是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动力，却处于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浪漫与死亡的交界线上，难逃悲壮挣扎的宿命。这两篇的形式特征几乎始终贯穿了后来的小说，既用文言，也用白话，既有国族诉求，也有异域想像，内容中西混杂。的确，周氏的小说语言斑斓驳杂，那种文白相间、半新不旧、亦中亦西的风格在今天看来似不顺眼，却留下了语言现代化演进的足迹。 周瘦鹃自称为“礼拜六派”，过去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被目为“旧派”或“鸳鸯蝴蝶派”。所谓“新”、“旧”文学的分野始自1920年代初，首先以文言、白话的区分为标识，周氏之作因此被定性为“反五四逆流”。确实，在现代汉语的历史变迁中，周氏至1940年代仍坚持文言与白话并用，这也体现在1950年代的《一生低首紫罗兰》一文中，仍隐含其不渝“旧派”的立场。这不限于语言，相对于负载“革命”、“群众运动”的白话文化政治，周氏的语言实践也确属“逆流”。如果与“五四”相较这是另一种现代“启蒙”的话，那么它也可说是一种“情感教育”。当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多方遭遇之际，周氏以中国的抒情传统为底蕴，与外来文化呈现并置、融合或抵御的种种形态，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抒情中国”的现代命运。 在周氏的小说话语的开展中始终贯穿着古今中西之间的张力，就其内在形式与美学而言，主要表现在明清“为情而死”的语码逐步化解、融合成现代“为国牺牲”与“爱的社群”的“普世”话语。另一方面，如他的大量的“紫罗兰”情史小说所示，“为情而死”演化为痴心“等待”的模式，衍生出流连回荡的抒情叙事。他的小说始终根植于中国传统“情”的文学话语，且自觉为之代言。作为一个“地道苏州人”，与他的同乡冯梦龙的“情教”自然有深刻的渊源，而近代作家如林琴南、苏曼殊等莫不为周氏所心仪追摹。另外，他与西洋文学的错综交接的情况至为庞杂，援引欧美现代文学各种潮流，可谓百川汇聚，细大不捐。被周氏所翻译与介绍的既有通俗流行的爱情、侦探等文类，却也包括安特烈夫、易卜生、显尼支勒等精英之辈。可资辨识的外来思想与文学脉络，如本章将描述的，包括法国浪漫主义、好莱坞煽情美学、维多利亚文学、基督教思想及欧洲现代主义等，都一一留下印记，也无不与本土的儒家思想与抒情文学传统互为冲荡、斡旋或融合。周的小说语言正与“五四”以“主义”、“观念”为主的文学话语南辕北辙，其抒情特质则属于感知方式、感知史的领域。而对这一领域作深入探讨，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形成不可或缺，这正是文学研究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