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1）05－0061－10 导致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一方面固然在他个人生命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另一方面则经由《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的不断重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性事件”，进一步引发了诸多研究者的争论，甚至关于导致整个事件的那张关键“幻灯片”是否存在，也有不同意见。① 然而大多数研究者或借助各种各样的“史料”或引用形形色色的“理论”一次次重读“幻灯片事件”时，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事件在数十年间穿梭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以及被多种媒介挪用、移植和旅行的“重述”经历，而每一次重述都和鲁迅的原初叙述构成了对话和紧张。因此，跨语境、跨媒介的互文性阅读不失为重审“幻灯片事件”的一种方式。本文便以这种方法为研究途径，试图在细读《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2000）② 再次进入“幻灯片事件”，进而澄清“国民性话语”研究中某些被忽略和简化的问题，重返鲁迅基于“震惊”体验构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主体”。 一 “主体”如何生成：作为“小客体”的“幻灯片” 在研究“幻灯片事件”的众多文本中，近年来引起较大关注的当属周蕾以“技术化观视”（the technologized visuality）和国族认同为视角进行的阐释。[1]周蕾在影视媒介与书写媒介二元分立的前提下，将“幻灯片事件”解释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直面新兴视觉媒体的暴力之后，退缩至直线性的文字书写。这一论述别立新说，打破了“文字”媒介和“视觉”媒介之间的界限，颇具启发性。但或许由于太过偏重“视觉”和“女性”的角度，周蕾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为叙述者的鲁迅与作为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鲁迅之间的张力。由于这种疏忽，她简单地将这次视觉性遭遇的意义概括为“意识到他及其国民是在世界的关注下作为一种景观而存在”这一被动状态，从而以“反东方主义”的学术话语复制了“东方主义”的话语暴力。事实上，如果我们意识到作为叙述者的鲁迅的介入姿态和在叙事迷宫中不断分裂的鲁迅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得到的鲁迅就势必超越周蕾笔下那个退缩的第三世界男性知识分子。正如刘禾所指出的：“叙事者鲁迅，在这件事中是一个无意间被迫看幻灯的观众，这个身份十分重要。如果要充分了解鲁迅讲述的这个复杂恐怖的故事，则不仅幻灯画面，而且画面外的观众，还有无意间加入观看后来又成为文字记叙者的鲁迅，都应该被考虑进去。”[2]张历君的《时间的政治》接续周蕾的问题意识，却又有力地反驳了她的具体论述，将“技术化观视”与“教导姿态”联系起来讨论，极大地拓展了“幻灯片事件”之于“鲁迅世界”的意义。[3]但其文章的重点落实在鲁迅的杂文写作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探讨上，周蕾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幻灯片事件”这一震惊体验中生成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体？这一主体本身与国民性话语有着怎样的关系？通过动用国民性话语，他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他又是如何在跨语境之中反省、操作国民性话语的？我们必须带着这些问题，重新进入文本的缝隙和历史的瞬间。 《呐喊·自序》是鲁迅叙述“幻灯片事件”的核心文本，但以前对它的解读往往局限在描述这一事件的那段文字上，因此很有必要将鲁迅对这一事件的具体描述放到《呐喊·自序》的整个文本中，而非将它抽离、提取出来孤立地阅读。众所周知，《呐喊·自序》以一种回忆的口吻开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紧接着“说梦”的便是关于忘却和记忆的一段议论：“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4](P.437)对“记忆”与“遗忘”辩证关系的强调，似乎提醒读者注意写作“自序”时年已42岁的鲁迅如何筛选和阐发着自己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由此问题接踵而来：鲁迅为什么选择“父亲之死”作为他叙述的起点？一般认为，“父亲之死”象征着传统价值的崩裂，而鲁迅这个现代之子的放逐之旅正是以“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为起点的。但紧接着“父亲之死”这一创伤性事件的并不是子的狂欢；相反，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父亲之死”反而使得父亲“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Father）而成为“象征性”的存在，使“子一代”生活在更加严格的律法规训中。这种在阉割焦虑下的“侮蔑”感被适当地转化为拯救“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冲动。值得关注的是，“父亲之死”在鲁迅的追叙中还被描述为一个中西医潜在冲突的场域，而中西医的冲突显然在他的书写中一以贯之地具有“超医学”的意义——在《呐喊·自序》中，西医启动了日本明治维新；而在《父亲的病》中，中西医的差异被理解为孝子观的不同[5](P.298)……两者虽有差异，但无论是“维新”还是“孝道”，都可以被理解为关乎种族延续和更新的关键性实践，只不过一是从政治的角度，一是从伦理的角度——在其后的叙述中，用西医医治中国人的身体和“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被鲁迅当作一个并行不悖的“美满的梦”提出来，直至“幻灯片事件”发生打破了这一“美梦”。竹内好同样通过文本细读，发现了“医学”和“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由父亲的病和南京所受到的新学的影响而立志医学，以救助国民；又由于知道了精神比肉体的重要，便弃医从文。我想，这些恐怕都是实情……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那么，鲁迅使这段文章包含了象征意义，即医学代表了实学、维新、光复这些当时的风潮，而文学则命运般地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6](P.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