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①。这一略显暧昧的解释突显的是空间形式与中介的属性，在强调它的三维存在时，恰恰遮蔽了空间开放和空洞的特质。其实，空间始终处于等待的状态，等待被占有，等待被填充。用梅洛-庞蒂的话说：“空间不是物体得以排列的环境，而是物体的位置得以成为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空间想象为充满所有物体的一个苍穹，或把空间抽象地设想为物体共有的一种特性，而是应该把空间构想为连接物体的普遍能力。”② 可见，空间首先应该是一个平面性的两维基础，可以划界，可以分割。一处无法被占有和填充的空间，对于人类而言往往是毫无价值的。有鉴于此，空间很难说是一个中性的客观概念，倒确如勒菲弗所言，“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③。面对空间，人类总是难以抑制自我介入和征服的欲望。 一 荒野作为空间 荒野的历史遭遇颇能说明空间在人类那里所获得的理解，作为一处自然地域，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它为何不能够以神秘自在的方式拥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就像罗尔斯顿Ⅲ声称的那样：“荒野是我们在现象世界中能经验到的生命最原初的基础，也是生命最原初的动力。据此看来，检验一个文化是否完美，不是看它是否能将全部自然用于自己的消费，而是看它是否能足够明智地选择社会价值，但自然保持其荒野价值，而把自然作为生发出众多历史性成就的生命之源加以欣赏。”④ 事实上，荒野之所以被我们称为荒野，多少蕴含了人类自我中心的偏见，意味着与人全然无干的历史空白。利奥泼德说得好：“为了享受，他必须拥有、侵犯、占用。因而，他个人看不到的荒野对他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普遍地认为，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偏僻地区对社会是无用的。对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地图上的空白部分是无用的废物”⑤。需要创造历史的人类根本无法忍受没有历史的荒野，正是由于它的历史空缺，荒野被觊觎成了盛放人类欲望的空间。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来，荒野已不属于真正的空间，它是实体，有着自身的生命循环系统。它甚至不是开放性的，无需人类的光顾和填充；但它的存在对于人类却永远是一种生命意义层面的启示，因为它是先于人类的存在，曾经为人类的孕育提供着慷慨的保护。或者仍旧借用利奥泼德的说法：“荒野是人类从中锤炼出那种被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⑥ 然而，荒野的命名本身已然表明的不是人类历史记忆的失败，便是人类一次忘恩负义的背叛。从此，人类将自身同荒野对立了起来，进攻与占有的冲动变为无可挽回的事实。 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的世界里，荒野被作为空间的待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对于此时此地的人们来说，最为重要的空间就是土地，土地直接关乎着他们的生计。但是，在他们这里，土地仅仅在田野的意义上才是具有价值的。因此，荒野要想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就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改造成田野。在此，土地的概念被大大地狭隘化了，它不再意指一个“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⑦ 的共同体，而仅是指涉能够生长出粮食作物的经济空间。荒野是有待开发的土地，其价值就体现在它能即将被注入价值。《正月新春》（康濯）里的望坡村本属“没有过人烟，只住着野兽”的“荒山野地”，是地主“招人来这里开荒、种地、栽果木……”使其变成了一座穷村庄。而在解放之后，不同的是，山村土地得到更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进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荆蒿压绿肥长粮食，柴火、大黄刨割不完；遮天盖日的桦林，木头盖房做家具，叶儿，妇女们编草帽，碎枝也是好柴火。果木山货有了销路，玉茭换了金皇后种籽，收下的比女人们洗衣服的棒槌还粗的多！放牧牛羊有模范，还正讲求着科学”。荒野在解放前只不过是获得了初级的改造，它的潜在生产力唯有在农民翻身做主之后方可获得释放。这也就是说，荒野的空间价值应该是在新中国这个国家空间里才得以真正实现的。《沙滩上》（王汶石）呈现的则是向河滩征要土地的过程——圈马湾“被夹在一望无边的秋田里，好像绿海中的一片沙洲”，但作为自然风景它压根无力触动主人公囤儿的审美情绪；只有在拖拉机的犁刃从中翻出黑色的泥土时，他的艺术激情才会立刻燃烧起来：“多肥的粪土啊，黑乎乎的，啊，多美！”对新中国的农民们而言，最美的风景不过田野，当囤儿发出“啊！咱们这秦川地多美啊”的赞叹时，他恰恰是“被一望无边的绿色的田野包围着”。田野之所以比荒野更具魅力，就是因为它比后者更具实用价值。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理当归结于土地本身所寓涵的政治权力，它表征着空间的生产和再分配，表征着意识形态的界限与对抗。主人的地位是确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的，而荒野的在场却指涉着主人的缺席。土地的生产功能是权力的有效体现，而荒野的无为则注定其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权力。基于此，新中国农民主人公身份的获得，实在需要借助针对荒野的胜利来进一步加以确认。 田野或许不在乎植物和动物，但之于水资源的依赖却是必须的。故而，水利工地也就自然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特别热衷于渲染的空间。《“秣粮主任”》（丁玲）通篇涉及的便是同官厅水库工地有关的一个故事，日夜奋战在这个伟大工地上的人们正是一群生龙活虎的农民：“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夜的景色中，在电灯繁密得像星辰的夜景中，在强烈的水银灯光下，在千万种喧闹声融合在一个声音中，显得比白天更有精神。他们迈着大步，跑似的，一行去一行来，穿梭似的运着土、沙”，“他们跟着扩音器送来的音乐，跟着打夯的吆喝，跟着碾路机的轧轧声跑得更欢了”。万马齐喑的类似劳动场面在《艳阳天》（浩然）中则被烘托得更加惊天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