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学过去十年，应该如何总结其成就得失？我想再做周全甚至细密的理论概括其实无济于事，最根本之处在于，要紧紧抓住当代中国文学最具有本土艺术品质的那种特性。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层面来讨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有什么突破，限定在小说艺术方面，有哪些变化预示着它的未来面向？尽管说“进步”这一术语在艺术创造这一领域已经无法放心使用，但在一个短时段中，“进步”还是描述艺术变化的一个必要的肯定性概念，否则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艺术变化，也无法给出变化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性根本体现在它对历史的处理上。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看，汉语小说的贡献主要也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表现上，这无论如何是其他语种的文学所做不到的。20世纪的现代汉语小说主要通过把人放置在历史的冲突中去表现，而不像西方浪漫主义以来的现代小说，把人物放在情感结构中来表现。也正因此，汉语小说发展出一套历史叙事的小说艺术。在被命名为“现实主义”之后，它被经典化和权威化，又反过来构成了汉语小说发展的基础和限度。这就是说，汉语小说总是在历史谱系中来叙事，它在这方面做得极其成熟和丰富；但一种文学总不能以此模式来重复自己，具体到中国作家，也不能在历史叙事的成熟模式中永久讨生活。 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多部长篇小说，尤其是被普遍看好的数部小说，在破解历史叙事方面，做出了相当有效的探索。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认为，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是最为保守的文体；但在当代汉语写作中，恰恰是一批相当成熟的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坚持不懈地探索，顽强寻求自己的道路，由此把汉语小说推到新的艺术境地。 这就是新世纪多部汉语小说出现的“多文本叙述”的艺术手法，此一手法并非只是当下一些作家的手法变换，而是体现了汉语小说试图突破其最为成熟的历史叙事结构体制的努力，由此赋予汉语小说更为丰富的艺术品质。 一 中西文学的“历史化”之不同逻辑 要谈汉语小说的新的突破，不但要把它放在原有的艺术特质之上，而且要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以及与西方现代小说比较的结构中来分析，其阐释才能成立。我们说中国小说以“历史叙事”为其主要艺术特征，并不意味着西方小说就与“历史叙事”绝缘，而是各自处理“历史”的出发点与结果都颇不相同，因此才可以在它们的相异处来展开探究，从而看到实质性的区分。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永远的历史化”，在他看来，总是有一种政治无意识在起作用，碎片化的、寓言化的语言总会建构而成历史。他认为，“依据表现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叙事进行阐释如果仍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诱惑的话，那么，这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之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1](P.24)由于因果律的记忆方式，我们无法摆脱历史记忆的模式，因为历史以文本形式存在，而文本必然不可摆脱历史／因果的记忆形式。出于要反抗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逻辑，杰姆逊重在揭示这种逻辑的整体压制性，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文化的革命策略。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也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内部寻求那些能改变这些逻辑和制度生成的新的因素，从这里产生出新的自由审美力量。例如，他设想有某种“文本的决定因素”（textual determinants），“它们构成准物质的传送点，产生资产阶级个人的新的主体性并使之制度化，同时它们本身也重复并再生纯基础性的要求。在高度现实主义的这种文本决定因素当中，肯定会列出一些叙事范畴，如詹姆斯的视点说或福楼拜的‘间接自由风格’，因此这些范畴对充分构成或中心化的资产阶级主体或单一的自我便成了策略的轨迹”。[1](P.140) 之所以在这里引述杰姆逊这些极其晦涩的论说，是因为我们的论述要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背景上来展开——这个背景虽然并不在我们的论述中直接进行比照，却是论说得以建立相对独立范畴的依据。 也就是说，“历史化”问题其实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内的文学中也是存在的，历史叙事也在其中起着基础性的支配作用。非历史化的叙事即使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学体制中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范畴，而总是伴随着“历史化”生成。 我们需要去看待在另一种文化中，“历史化”是如何起作用的。虽然杰姆逊看到了“永远的历史化”，但他给出的艺术地解决问题的方案，依然是在资产阶级艺术内部。例如，他寄望于詹姆斯和福楼拜那种在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开创人物。显然，杰姆逊不可能看到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在“历史化”的问题上所具有的经验，这种经验对破除他心目中的文化天敌——资产阶级模式化的艺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杰姆逊当年也试图从第三世界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现代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是典型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在这种文学中，个人的力比多终究被民族寓言所压抑，而政治显然是这种文学中最活跃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事实上，杰姆逊批判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离开了那些经典作家何以能够存在？而那些经典作家在其身处的文学艺术史的位置上，都是有能力自我更新的插入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这些经典作家构成了所谓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历史化过程。永远的历史化，在于艺术的延续性，实际上也就是这些在艺术上不断自我更新的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成就，因为那些不具备自我更新的作家作品，并不能在艺术史上留存下来。这种叙述仿佛一个悖论：破除此前的“历史化”而做的艺术更新结果却构成历史化轨迹的一个个支点。詹姆斯如此，福楼拜、乔伊斯、纳博科夫、卡夫卡……也同样如此。那么破解资产阶级艺术的体制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杰姆逊说的“永远的历史化”，包含着革命、断裂，重新建制化的过程。“永远的历史化”并非只是重复和终结，它也是不断的革命和变革。 显然，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获得了历史化的强大逻辑，革命历史叙事则是这样的历史化的最高体制。 如果要对比中西两种“历史化”的经验，我们可以简要归结出它们的区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小说中，个体经验/力比多冲动是其历史化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历史化是由这些个体经验/力比多冲动的轨迹构成的，历史由个体经验连接而成，从个体经验中生发出来；而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化，则可以说个体在历史之中，历史是个体经验/力比多冲动的植根所在。在过于强大的历史逻辑中，个体经验（及其力比多冲动）没有原发性的动因，单一的自我只能受到历史化的支配，在历史叙事及其社会关系中处于被动状态。那些看上去是主动的行为，实际上背后有更强大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在革命意识形态强大的时期，历史的优越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故而单一的自我在革命的逻辑中获得了“深厚广博”的内涵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