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4－0001－18 1962年8月中国作协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也称大连会议），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事件。下面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几份材料。它们是：会议发言记录（摘录），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邵荃麟、侯金镜在“文革”发生后，于1966年下半年撰写的“交代材料”，同时，在对上述材料的注释时，也引用其他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 “文革”开始后，邵荃麟、侯金镜等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的性质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但是，邵、侯的材料，对事实的讲述采取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其有较高可信性：这不仅是语言、文体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可供参照的叙述，对此有所证实。本文采取将材料加以简单编排，对某些部分加入批注的方式，是试图“复现”事件的某些细节，在“历史”的“必然”中见识“偶然”，以此增加对“当代”（“十七年”）文学权力机制运作的了解，也进一步认识这个时期文学界纠结并引发冲突的问题的症结。 下面摘引的材料需要注释的语句（包括人名，概念等），用黑体标示。 一 起因 大连会议全称为“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持，于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关于这次会议的起因，侯金镜① 的“交代材料”称： （一）1962年秋天刘白羽就计划要召开几个创作会议（包括短篇小说、诗歌、军事题材等）。这计划是在“文艺十条”和5月、7月旧中宣部召开的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制定的。其目的是为贯彻“文艺十条”及两次黑会的精神是没有问题的。② （二）1962年6月，作协党组就确定夏天在大连开这个会。在这之前，邵荃麟找过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传达过周扬的话，我记得是，周扬说，“现在国内经济困难更严重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周扬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方针。这个黑方针，后来写在作协1962年一年半的计划中。 大连会议之前，邵荃麟也找过林默涵。邵荃麟说在刘白羽家里碰到林默涵几次。这一年4月见到林默涵时，林说，困难还没过去。在七千人大会时，林默涵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文艺工作中的“简单粗暴”。林默涵还强调作协要搞创作讨论会，还要做团结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工作。③ （三）6月，黑党组确定要开大连会议。这时候我和邵荃麟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邵荃麟自1961年就一再宣传“农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对党的政策不满意，抵抗，不把粮食拿出来”，表露了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对态度，也就是他在大连会议上讲的：“农民要单干，就是因为对于国家保障他的利益不放心。” 约在1962年5月，邵荃麟听了陈云在国务院部委党组书记的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就神色不安，忧心忡忡。会下他向我说过好几次，“情况严重，要加强团结，同渡难关”。 （四）通过谈文学创作，我和邵荃麟在反动的文艺观点上达到一致。……邵荃麟提出，要反对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指歌颂大跃进作品），要强调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等。邵荃麟提出写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够，揭露矛盾不够，因而“战斗性”也就不够。这一方面是要揭露“阴暗面”，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另一方面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些话都是在1962年5月到7月，在讨论《文艺报》工作，讨论59到61年三年短篇小说选，或在邵荃麟家里谈话时谈的，而且这些话都不止谈一次。④ 邵荃麟的“交代材料”： 1962年4月，我从青岛养病回来后，不久就去看周扬。当时我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心境极其阴暗，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怀疑。我告诉他，现在一些作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像马烽、李准等都很少写短篇了，刊物感到组稿很困难。这个问题很值得专门讨论一下。…… 这次谈话完全符合我的思想。虽然这时我还没有具体考虑开创作会议的计划，但这次谈话却为后来召开大连会议的意图打下了初步基础。 根据我当时思想状况和周扬、林默涵的谈话，又和党组同志交换了意见于是我就起草了一个“1962年至63年一年半工作计划”，和一个“作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的草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十六字方针。在计划中，拟定了要开一系列的创作座谈会。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的计划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作协一年半工作计划初步拟定后，由我同严文井去向周扬汇报。周扬完全同意。我告诉他准备夏季先开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以讨论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他也赞成。⑤ 7月间，我又去看他一次。这时大连会议已经有了个初步计划，想听听他的意见。我把关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主要矛盾看法告诉了他，并说，这种矛盾反映在农民思想意识上就是集体主义与小农思想的矛盾。小农思想是个大问题。赵树理、李准、马烽等许多小说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周扬却认为主要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其实内容都是一样，即党与群众的矛盾，所以我也吸收了他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