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沈从文在文坛的身影逐渐淡去。从1948年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点名批评、1949年沈从文的自杀未遂，到1952年其新作《老同志》被退稿，1953年开明书店销毁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① 诸如此类的事件，就沈从文而言，制造了种种烦恼人生；就后人而言，则为想象1949年后自由主义文人的文化境遇营造了黯淡基调。常为研究者所引用的是1948年沈从文的退稿信：“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因为社会分解秩序重构，而自己不易扭转用笔习惯：过去写作从“思”出发，新时代需要从“信”出发。② 1949年后沈从文创作上的歉收，往往被后人视为坚持用笔习惯而不得不搁笔的结果。此类研究多基于在时间维度之上建构因果逻辑，忽略了历史进程中多种文化因素之间的角力。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对于1949年后的沈从文研究最为系统的是钱理群和贺桂梅。他们将沈从文“搁笔”的原因上溯至1940年代，认为1940年代沈从文的文艺试验即已宣告其文学失败和创造力萎缩。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晓明、叶兆言等。钱理群详尽探讨了沈从文1940年后遭遇的文学困境：“静”的文学方式与“动”的时代社会间隔绝脱离。他还分析了1949年后的沈从文如何以“抒情考古学”式的文物研究来化解危机并完成其文学家的形象③。 以往研究多将沈从文创作与时代文艺的结构关系抽象化为单向关系。就历史情境而言，沈从文亦是参与其中的“局中人”。风景画式的笔法和“抽象的抒情”是构成1940年代沈从文文体特征的重要因素。本文就此两方面考察其发生于1940、1950年代的文艺新变。在此基础上，管窥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新的文艺范式的发生、建构和回应。 “复笔”的困境：风景与抒情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沈从文并非在1949年后即“搁笔”。就个人而言，沈从文屡屡萌发重返文坛的意念。从1949到1960年的信件和日记等材料看，他几乎每年都有动笔的想法或行动。就外界而言，除了朋友的热心鼓励外，毛泽东、胡乔木、周扬、严文井等人曾勉慰或安排他重返文坛。④ 但沈从文最终还是决定留在文物研究岗位。总的来说，1949年后的沈从文文化处境并非一片糟糕。1953年开明书店焚毁沈从文书稿，是对其旧有文学战绩的否定，打击甚大。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旧作《沈从文小说选集》，首印24000册。在组织安排下，他还曾至井冈山、青岛、江西、湖南等地考察疗养，收集写作资料。沈从文在文学上抱负重重却硕果不多。检视其中症结，需要追问沈从文的用笔方式与当时新文艺的美学形式想象的关系。 风景画的笔法，是沈从文文体的重要构成要素。沈从文常将人事、历史的变动安置在平静的自然背景中，以取得参差对照、错综动人之美。1947年沈从文在讨论某个边疆故事的写作时建议，“就要从各种情形下（四季和早晚）作些不同风景画描写加入，这种风景描写且得每一幅用一部大相同方法表现。还得记住要处处留心，将庙中单调沉闷宗教气氛和庙外景物鲜明对照”。写女人由病而疯时，“仅写本人难见好，不如把本人放在外景中，好好布一场草原外景，用黄昏和清晨可画出两幅带音乐性景物画，牛羊归来和野花遍地，人在这个风景下发疯，才和青春期女性情绪凝结相切合”。全部故事中点缀外景和内景，插入小景小人事，“故事即可在动中进行”。⑤ 这实为沈从文创作的自画像。早在1934年写《湘行散记》他即企望“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1947年他仍希望于乡村抒情中在卢焚、艾芜、沙汀等作家的文体实验以外自成一体，将传奇性与现实性发展下去。⑥ 后来研究者多循此线索来概括其创作特性，比如夏志清。⑦ 将自然景物应运于文学，我们可以将这种笔法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观念的流变中予以考察，发掘沈从文的“旧笔法”在何种语境中为“旧”。 关于自然描写，20世纪初的现代文人多避开中国文艺的山水传统，而将之置于西方文艺现代化历程的脉络中予以讨论。朱光潜认为，中国似为最早应用自然景物于艺术。《诗经》与古代图画中将自然作为背景或陪衬多属于“兴”。“‘兴’就是从观察自然而触动关于人事的情感。”晋唐之后，赞美自然才成为时尚。相形之下，西方古典文艺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较为稀少。爱好自然始于卢梭，并为浪漫主义作家所提倡、推动。⑧ 192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人多将描写自然视为现代小说技法之一。郁达夫，老舍等人均将自然风景视为小说背景之一。而背景成为小说的重要构成元素又被视为是西洋小说近代化的产物。⑨ 卢梭被现代中国文人视为写自然的开风气者。郁达夫认为，“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应用自然的风景来起诱作中人物的感情的作品，最早的还是卢骚的《新爱洛衣时》（The new Heloise,1760）”⑩。瞿世英也说，“近百余年来，在西洋小说里，风景成为极重要的元素。自卢骚的‘New Heloise’出现后，便引进一种新势力来。山川湖泊均成为小说中主要部分。”(11) 自然风景成为人物情绪心理的衍生物。(12) 1930年代风景描写的主体性被逐渐凸现出来。老舍以为爱伦坡等人的小说“背景的特质比人物的个性更重要。这是近代才有的写法，是整个的把故事容纳在艺术的布景中”(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