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176－005 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1]事实上，他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试就《诗经》学的现代变革作些考察，我们便可看到他的“大刀阔斧”之势与“开山辟地”之功。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中，胡适不仅是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与终结者，同时还是现代诗经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尽管我们一般都认为，胡适于诗经学的变革，其建设之绩确实不如其破坏之力，但是鉴于他在批判传统经学的同时，适时提出了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了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作出了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因此我们理应正视他为“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充分肯定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一、关于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 1919年之后，《诗经》研究成为胡适倡导的国故整理工程蓝图上的一个重要项目。关于《诗经》，他于1921年提出六个自认为“可以独立”的见解[2]285；1922年他又阐述了“略与前不同”的三条意见[3]287；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郑重提出对传统《诗经》学进行一次清算的主张；1925年发表的《谈谈诗经》，概括了他历年的研究心得，阐明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在所有这些见解和言论中，最有影响的当是他在倡导“整理国故”时，提出了要对传统的《诗经》研究进行系统整理的主张。他说： “《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了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连。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子的烂账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罢！’《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我们以为，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账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账。”[4]14 关于胡适的这一主张，夏传才在《诗经研究史概要》一书中曾说：“胡适要求对两千年的《诗经》研究进行一次清算，并且提出分异文校勘、音韵研究、字句训诂、见解序说四大项来总结。这个意见是无可厚非的。继承前人遗留的丰富的研究资料，检验它们的正确与谬误、成败与得失，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5]220显然他的肯定仅限于“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层面，而与此同时，他则严肃批评胡适关于《诗经》研究史的意见，认为“胡适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把丰富的研究资料看作‘烂账簿’”，进而把《诗经》研究史看作了“一笔糊涂账”。[5]220针对于此，夏传才后来有过比较诚恳的反思，他说：“关于‘整理国故’问题，20世纪70年代我撰写《诗经研究史概要》时，对这个问题缺乏分析，对胡适及其所起的作用，在当时没能作出足够的肯定。”[6]他的反思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对于胡适整理《诗经》的学术主张，究竟应该怎样给予“足够的肯定”呢？ 首先，我们从胡适主张的文字表述来看，倡导《诗经》整理最为切近的意图是，为“少年人”、“少年学者”着想，使人人能读，以嘉惠后学，实现《诗经》的社会普及。他还说“有了这一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4]14由普及到提高，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而论，胡适的主张也完全正确。然而着眼这种“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理解胡适的主张，就像仅就“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其主张加以肯定，同样是肤浅的、不够的。胡适所以提出《诗经》整理的主张，并非仅仅着眼于文化学术的“一般规律”、“一般方法”，而是立足于近现代那个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集中代表着彻底变革中华学术的时代要求。只有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审视，借助特定的时代精神加以观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胡适主张的根本宗旨及其特定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适应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转折，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故鼎新，整个国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此发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适时提出系统整理《诗经》研究的主张，根本的宗旨在于推行《诗经》研究的现代变革。在胡适的理念与策划中，《诗经》整理是国故整理的重要内容，国故整理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胡适特别阐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7]551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7]557他认为，这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这样的整理就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7]558 由此可见，胡适主张整理《诗经》，就是主张本着一种解放的精神和“评判的态度”，通过对《诗经》以及《诗经》研究史进行时代重估，澄清历史的迷误，明确时代的要求，实现《诗经》研究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变革，从而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文明的更新与再造。 二、关于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 为着推行《诗经》整理的主张，促进《诗经》研究的现代变革，1925年胡适提出研究《诗经》的“两条道路”：“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第二、题解。大胆地推翻二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他说：“我们研究《诗经》，关于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关于一首诗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见解。”[8]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