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初，耿庸针对冯雪峰的《阿Q正传》评论挑起了一场笔战。这在当时就显出几分不同寻常。作为胡风的朋友，他选定的批评对象，竟然是曾经与胡风一起同被目为鲁迅晚年身边的亲密朋友、并共同被划归“鲁迅派”的冯雪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论争所包含的复杂的隐在脉络逐步得以显影。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一论争并不多见的“显隐”结构值得重新评价。重新沉入历史原发的错综状态中，可以使我们更加切近、更加准确地评价论争双方在鲁迅研究和阐释上的得失与甘苦。 冯雪峰的思路及其对鲁迅诗学的探索 《论〈阿Q正传〉》明显表现出了这样一个意图：通过解读《阿Q正传》的艺术和思想特色，揭示鲁迅的现实主义相对于古典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发展和超越，从而给予鲁迅世界文学史的地位。 在冯雪峰看来，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和超越突出体现在：“他的那些最杰出的小说，也和他的杂文一样，有着伟大的战斗的启蒙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批判的特色。”① 冯雪峰对鲁迅杂文的评论堪称经典：鲁迅“把政论化成为诗而又丝毫也不减弱思想的深广性和政论的尖锐性与直接性”，其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可谓“空前”的创造。而鲁迅小说的独创或曰对世界文学的新贡献，就在于兼有了其杂文的伟大特色。因此，鲁迅越是像对付杂文一样地“去对付他的小说，则他的小说也就越杰出、越辉煌”。 这也是深入理解《阿Q正传》所“必须先有的预备知识”。《阿Q正传》有着政论家和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鲁迅的思想的充分反映，“其中的思想，都已经写在鲁迅在同时期所写的那些辉煌的杂文中，所以，那些杂文也都可以当作阿Q这个形象及其如何地被塑造出来的最好的注释。” 冯雪峰这篇小说论的特色，就是在《阿Q正传》和鲁迅同时期的杂文之间建立某种互文性。这是冯雪峰通过与鲁迅的近距离接触而获得的独特视角，具有直感的准确性。早在1937年的上海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冯雪峰就曾对这一独特的视角作过比较系统的表述。 当时，冯雪峰将鲁迅毕生所做的工作概括为与中国民族的“死症”搏斗。作为“中国民族的战斗者之魂”，鲁迅尽毕生之力勾画出了民族的史图，并对中国民族的“人性”作了深刻的解剖，从而铸成“国民性改造”的经典。这其中就包括鲁迅用他那“勾魂摄魄”的笔所“钩画”出来的阿Q。阿Q是我们民族中“黑暗的鬼魂”② 的代表，是最亟待改造的民族性的典型。 鲁迅对民族性的解剖是以他对历史的透视为基础的。他着重展示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专制统治”和“近百年的帝国主义的宰割”，将中国人的“人性”“摧残，压迫，曲折”成了怎样“教人战栗”③ 的病态。正如冯雪峰对鲁迅著名杂文《灯下漫笔》的概括转述：“长期在黑暗统治和野蛮侵略”之下的中国人民，“始终只在两种循环交替的时代之下”生息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未曾有一天过过‘人’的生活”！④“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将自己的人民作奴隶，有时作牛马；而对于进来的更强的征服者，中国的统治者自然自己也成为奴隶，但他们对于自己的人民却还是‘奴隶总管’，并且又是刽子手，又是给征服者安排人肉酒筵的好厨师。”在外来“征服者和给征服者办人肉酒筵的厨师的合力统治之下”，“中国的民众——奴隶，是在反叛着的”，但“当然大都逃不出失败的命运。在这之下，就产生了奴隶主义和奴隶的失败主义——阿Q主义”。因此，“奴隶的被压迫史”，“是阿Q主义的产生史”，阿Q主义“是血所教训成的”；民众的“反叛被压平了之后”，原先的统治者仍然安于自己的双重地位：“对于残暴的征服者自然采用阿Q主义，而同时却为虎作伥”！“中国民族的被征服史”，同时也是“阿Q主义偿付更多血的代价的历史”。冯雪峰指出，这就是鲁迅“以毕生之力”描画出来的中国民族“衰弱史的总图”，同时也是阿Q主义的精华——“精神胜利法”⑤ 形成的深远历史根源。 在《灯下漫笔》等杂文中，鲁迅所解剖的阿Q主义和“精神胜利法”，无论原因和具体表现，都呈现出了普遍的多层次结构。以此来“注释”《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的主要体现者阿Q，冯雪峰自然就感觉到，如果仅仅将阿Q这一形象阐释和定性为“流浪的雇农”，恐怕难以承担起鲁迅赋予“精神胜利法”的全部深邃内涵。 由此，冯雪峰提出了他的中心观点：阿Q并不完全是中国流浪雇农的典型，阿Q形象的主要特征，对于一切的阿Q主义和“精神胜利法”者，都是非常活生生且性格化的。因此，与其说阿Q“是一个人物的典型化”，“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在他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即鲁迅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⑥。 冯雪峰显然清楚他的主张必然会超越和突破当时已有的对阿Q“流浪雇农”这一阶级属性的判定，而表现出一定的超阶级性。或许，突破和超越已有的阶级典型说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农村——农民——农民革命问题——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这一系列解释，挖掘出作品更深层、更广泛、更本质的意义，正是冯雪峰写作《论〈阿Q正传〉》的根本动力。但冯雪峰也不想全然否定已有的通行解释，他的策略是：努力使自己的主张与通行的解释取得兼容。 但他同时还得完成一次理论的转换。尽管《鲁迅论》和《论〈阿Q正传〉》的基本思路一脉相承，但前者是对鲁迅思想的一次概论，而后者却是对鲁迅小说的艺术论析，所以，冯雪峰必须将他在1937年主要基于杂文得出的对鲁迅的基本理解和评价，恰当地转换成十四年之后对鲁迅小说艺术形象处理策略的探讨和阐释。换言之，他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鲁迅这一现实主义大师是如何在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流浪雇农身上，寄植和集合了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从而使这一形象既不会因为思想性的概括广泛而削弱人物和环境的典型特征，也不会因为人物和环境的典型特征而缩小了思想性？换言之，怎样才能使活生生的人物性格的阶级性与他身上所寄植的国民劣根性的超阶级特性协调一致？ 这确实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诗学问题。冯雪峰对此的试解是区分了阿Q和阿Q主义。这两者在小说中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理清两者的关系，找到其中的根据，是解开鲁迅之所以能够将阿Q主义的双重根源及其在不同阶级身上的各色各样表现，概括到特定时代中一个活生生的流浪雇农身上的奥秘的关键。 冯雪峰指出：一个“满清皇朝之下”的“流浪雇农”身上的“阿Q性”，只是“由于鲁迅的挖掘、塑造和点破，立即以阿Q之名”，“成为家喻户晓的最闻名的东西，这就可见它原来就是非常有普遍性的东西。”尽管鲁迅当时是“以超阶级的观点看待”这种“国民劣根性”，但因为这种“劣根性”本身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且揭发了封建和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和半殖民地社会外来野蛮侵略的真相，因此也就自然地深刻反映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所以，它一方面普遍地“存在于各阶级中”，但另一方面，其“各色各样”的表现又显示了“阶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