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4－0042－04 “刺激—回应”之间 “五四”落潮后鲁迅备受外界各种“纷扰”的刺激，直到1926年，这些刺激都远未成为“过眼烟云”，“华盖运”、“碰钉子”、“碰壁”是他对彼时境遇最经常的形容。从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提及他在创作这个文本过程中遭遇的时空和人事的曲折流转，也可想见他这一时期的嘈杂情绪，因此鲁迅说“带露折花”固然好，但在他是做不到的。那么，面对“刺激”鲁迅是如何“回应”的呢？ 1924至1926年间鲁迅创作之丰富形成了其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多体裁、大密度、高质量的创作现象在鲁迅一生中是独一无二的。以这些创作观之，当诗人用语言文字去表达思想感情，在“刺激—回应”的两端审时度势时，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分裂”的：一方面他对现实的“纷扰”作出猛烈而愤慨的回击，骂军阀，骂文人学士，骂正人君子，无所顾忌，坚持“精神界战士”的刚毅形象，几乎跌至有意纠缠、意气用事的边缘（见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另一方面则对自己进行冷静而酷烈的“抉心自食”式的自剖，销骨铄金般的沉潜于自我生命“哲学”的提炼（见散文诗集《野草》）。在这犬牙嶙峋的矛盾两端，巨大的分裂地带横亘其间，但是在这分裂地带的上空，鲁迅那清醒的理性意识作着鹰隼般的盘旋，他在试图寻找机会消弭裂痕。他想提醒别人，也想说服自己：不管是那个坚持社会批判的“我”，还是这个“抉心自食”的“我”，都是同一个“我”。于是他开始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重构自我人格生成历史，这就产生了《朝花夕拾》。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人格并不只属于生物的个人，它产生于环境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是“自我”不断调节“本我”和“超我”的过程。正如鲁迅所说的“地火”在运行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释放喷发，《朝花夕拾》就是“地火”喷发后留下的“地囱”。《野草》以它的拒读性沉入鲁迅意识的潜层，而《朝花夕拾》则以易读性（鲁迅曾将此书当作了解中国社会的入门读物介绍给日本青年增田涉）浮出鲁迅意识的表层，但不能因此忽略《朝花夕拾》乃是化装后的“白日梦”的心理文本。从这一角度看，回忆性文本《朝花夕拾》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鲁迅矛盾心理机制调配下的产物，可以说，它是作为矛盾的对抗物出现的，同时又成了矛盾的反身象征物。“分裂地带”并非真空，“回忆”的置入使其成了尖锐矛盾的缓冲地带，诗人在其中得以安身立命。鲁迅曾坦言《朝花夕拾》的创作目的是“欲从纷扰中寻出宁静”，“因为不愿想到目前，于是记忆便在心中出土了”。可见，“记忆”是“目前”最有效的遮蔽物。于是，当我们重读《朝花夕拾》时，我们能很容易地感觉到“回忆”从第二篇《阿长与山海经》起便浮出了文本的表层并占据了中心地位。从创作心理上看，鲁迅在创作第二篇文章时就进入了写作的“高峰体验”，他受到了回忆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快感”能量的牵引、制导。正如玛德莱娜点心之于普鲁斯特一样，回忆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1] 回忆·记忆·遗忘 当我们将目光聚集于《朝花夕拾》文本的“回忆”时，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所指涉的“回忆”，还需要厘清几个概念。首先是记忆与回忆。在心理学概念范畴中，回忆和记忆原可通用，但它们所指涉的同一内涵却有两个层面：一指我们回忆过去的能力，代表一种大脑的功能，另一指本身被回忆的某种东西——一个更抽象的概念。记忆的这两方面似乎不同，但它们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从词源学上看，“记忆”更着重于“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回忆”更倾向于“忆”，是为了当前有关的事而回想到过去经验。在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是缪斯女神之母，她在传统中被刻画为一个身披绿色常青柏的年轻女性，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本书和一支笔。[2]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这两个概念之间形象的区别。在后来的文学领域中，诗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对记忆和回忆进行相应指称和定义。君特·格拉斯在自传式小说《剥洋葱》中对回忆和记忆的理解就是一例。他认为回忆总是趋向于美化往昔，抹去让人不快的事实，所以对从前的回忆并非事实的真实再现，而是经过回忆过滤筛选之后所忆事实的“一个版本”，回忆还常常会提供若干个相似、相差甚至相悖的“版本”。而记忆则与之相悖，它竭力再现过去事件和行为的细节，它总是表现得近乎迂腐的认真并较劲地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格拉斯选择“琥珀”这一意象来形容记忆，琥珀似的记忆封存的是事物的原样，不允许主观记忆的随意篡改或扭曲。由此《剥洋葱》中引进了一组对立的核心范畴——（喜美言的）回忆与（求事实的）记忆。[3] 如果把《朝花夕拾》中鲁迅的回忆看作是“喜美言”的回忆，而把鲁迅的亲友对他的回忆当作是“求事实”的记忆的话，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其中多有出入：例如《五猖会》中父亲临时叫儿子背书一节，据周作人的判断伯宜公是不会这么不通情理的，就是说存在杜撰的嫌疑；[4]再如《父亲的病》中结尾部分指使童年的“我”拼命叫唤临终的父亲的是衍太太，据周建人回忆应该是长妈妈，后来发现的鲁迅作于1918年的最早一组散文诗《自言自语》中的《我的父亲》说是“我的老乳母”，看来周建人一说更可信；[5]再如《藤野先生》中鲁迅说收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事实上并未见，藤野先生也对此事完全不记得了，因此日本许多研究者认为该文是一篇小说，日本小说家太宰治还专门据此写成小说《惜别》。更奇的是在《范爱农》一篇中，据周作人回忆实际上鲁迅和范爱农的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给清政府当局拍电报是没用的。但在文章中鲁迅却让自己站在了范爱农的对立面，主张发电报给政府当局。[6]如果从记忆的科学研究角度来说，《朝花夕拾》完全可以被举证为一个“记忆”症候式文本。对此鲁迅或许早有意识，他在《小引》中自辩道：这几篇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可能有错。如果说真是因为时隔已久出现记忆差错，当然情有可原。但在读者的眼中，上述一些“错误”却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此列。科学研究最终将记忆的缺陷归结为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而文学研究则倾向于将记忆的缺陷与人类心灵的创伤联系起来。准确的记忆要求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重新打开创伤，而这种方式无法靠人们自己来完成，因此他重述事件，构造人物，甚至不惜篡改因果联系，寻找借口托辞。我将这种有意歪曲理解为一种“遗忘”机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