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0-0117-07 一 检审新世纪十年的文学实绩，“底层叙事”无疑是其中最为醒目和最具文学史可能的文学现象。特别是2004年以来，由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与大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高度契合，“底层叙事”迅速受到评论界的注意和读者的欢迎，一大批着力开掘底层生活的作家竞相涌现——陈应松、罗伟章、刘庆邦、尤凤伟、王祥夫等，甚至一些成名已久且在文坛仍颇为活跃的作家铁凝、贾平凹、迟子建等也将笔触伸向底层，一时间底层写作蔚为大观，几乎成为十年来当代中国小说的叙事主潮。陈应松曾不无自矜地说：“以读者投票的《小说月报》百花奖我排名第四；三四五名恰好是几个‘底层叙事’的作家刘庆邦、我、罗伟章。”① 其时，各著名的文学评论刊物，如《天涯》、《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也相继展开了关于“底层叙事”的热烈讨论，“底层叙事”几有一振文坛之势。 在2004年的“底层叙事”文学景观中，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代表性作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努力再现，用来自“泥土和苍生”② 的现实主义力量，给以在纯文学的名义下远离生活、矫揉造作的写作以沉重一击。《那儿》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公共资源被权力者蚕食，而底层工人非但不能享有分配公平，相反自身的权益却一再受到损害和盘剥，从而陷入到艰难生存困境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大胆真实的呈现，将文学直接楔入到转型时期社会病态的核心症结处，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胆识。而《马嘶岭血案》则把故事发生地放在了神农架山区，在封闭、原始的自然环境中，社会底层遭受的歧视与压制不仅没有弱化和消弭，反而变本加厉。挑夫九财叔不断受到来自城市的勘探队的轻贱、怀疑和驱逐，从而失去工作机会，陷入生活的绝境。九财叔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有钱，而我们啥都没有”？“咱受的苦比他们多，都是一样的人，不该这样啊”。最终，走投无路的九财叔用手中的斧子将勘探队的七个城市人全部杀死，演绎了一个贫富不均导致底层小人物绝望反抗的骇人故事。面对社会的裂隙与不公，面对底层民众漂泊沉浮的命运，作家没有漠视与回避，而正是通过作品呼唤着公平与正义、道德与良知、尊严与价值，实践着文学的社会关怀品性，并因此赢得了读者。 然而正如被视作底层写作渊薮的“左翼”文学一样，人们在肯定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的同时，其艺术性、文学性的不足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为人诟病。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苦难的过分渲染与堆积，进而衍化为“残酷叙述”、“仇恨叙述”乃至“非人间叙事”，给读者带来无以言对的审“苦”疲劳。二是底层写作中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故事结构的模式化倾向过于明显。这样的缺陷成为底层写作的瓶颈，它与作家对底层的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这些作品中，底层被视作整个社会大圆的一个扇面，表现方式是平面照相式的，或者复现式的，没有立体的剖析，更缺乏纵深的开掘。它的叙事所涉及的对象，主要包括贫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和城市贫民等城市失业人群及边缘群体。这种将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作为底层写作着力描写对象的趋向，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有意指认，体现着作家对民生的关注，对现实的干预，对社会转型期因巨大的经济变动带来的底层民众生存焦虑的暴露。这样的声音虽然是有价值的，但并不能让人满足，特别是给人以美的启迪，因为它们大多是对底层的外部（物质层面）的观照，而对底层的内部透视显然不够，特别是对广大底层民众丰富的精神层面的体察与把捉更是薄弱。在这样的情势中，“底层叙事”的突围，特别是拓展新的审美视角、提升自身的艺术品格，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 正如作家刘继明所言：“也许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底层，只不过各自选取的认识路径不同而已，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真实的‘底层’向我们现形。”③ 可见，任何试图给底层所指称的人群以严格范畴的圈定都是徒劳的，“底”本身就是与“上”、“中”相对而言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叫作底层，而什么样的人又不属于底层，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在一个相对自足的范围里，只要还有上层，那么其他的都可以将之称作底层。虽然这是一种极端化的说法，却说明了底层的不确定性、动态性与丰富性。更何况，底层本来就不应该是单一的、平面的、凝固的，而是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变动的存在。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作家笔下的底层人物才可能饱满立体，所展示的底层世界才可能真实可信，底层写作才有可能继续前行。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摆脱困境，他们做出了相当可观的努力。于是，底层生活中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等事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 首先是对底层“分层”现象的注意。在将农民工、贫困农民、下岗工人的悲剧故事作了穷形尽貌的描绘后，“底层叙事”显然亟需寻找新的意义生长点，晓苏的极富象征意义的短篇小说《我们应该感谢谁》可以看作是这种寻找最好的注脚。从“油菜坡”乡村来到城市的兄妹三人将瘫痪的父亲送回乡下交由村长尤神照顾。父亲过世后，兄妹三人为表示感谢送给村长尤神一台电视，而喇叭手钱春早则告密说其实是自己的老婆在照顾老人，他才应该得到感谢，但最后兄妹三人却发现这不是真相，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哑巴金斗。表面上这是在寻找恩人，其实更应该看作是在寻找真正的底层，是对底层的一次“分层”发掘。在已成为城里人的大树三兄妹看来，“油菜坡”乡村的一切均在底层之列，因而无法分辨谁才是真正应该感谢的人，谁才是真正的底层。这样一种以俯视的姿态看待乡村，当然只能看到乡村的平面图，也是很多底层作家对乡村认识的局限，但真正的乡村立体雕塑需要置身其中才能看到，小说展现出作家力图审视底层横截面的努力。作品中村长尤神、喇叭手钱春早和哑巴金斗构成了乡村结构的三层，真正的最底层是哑巴金斗。作者别具匠心地将金斗设计成哑巴，使他甚至不能像钱春早那样悄悄告密，说出事实的真相，它象征着真正的底层已经丧失了话语能力，不能表达自己。 贾平凹的《高兴》也涉及底层“分层”的问题，揭示出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底层状态。如收破烂这一底层行业中，竟然存在着复杂的层级关系，分为五等人事：提着口袋翻垃圾的，拉着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的，分包居民小区不再跑街的，负责一个大区域得进贡的，最后是独霸城市一方收行业费的“大拿”。这样的分层是显明的、外在的、容易判断的，但有一种更为隐蔽的层级关系却让人习焉不察，如小说里餐馆小工欺负收破烂的五富，五富又看不上游手好闲当乞丐的石热闹。他们都是社会的底层，彼此分处不同的行业，这种行业身份虽然名义上没有高低贵贱，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却形成了共同的上下指认，所以餐馆小工才觉得欺负收破烂的五富理所当然。这种无法排除的而又无处不在的意识层面的默契是怎样形成的，无疑与社会文化心理有关，但由于《高兴》的主要切入角度并不在此，对这一题旨的挖掘并不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