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是苏联二十年代文学中的突出现象，涉及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相关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该词源自苏联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观，他在其著作《文学与革命》中就“革命文学的同路人”阐述道：“他们没有任何革命前不光彩的过去……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整个精神面貌都是在革命中形成的，由他们所倾心的那个革命的角度所确定的；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在这些个人接受中，有一个他们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将他们与共产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并使他们随时有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危险。他们没有从总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①。1923年至1925年，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发生了如何认识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大讨论，“同路人”问题成为这场论争的起因和焦点之一，论争以1925年7月1日俄共发布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政策的决议》告结。论争由三方观点组成，分别是托洛茨基和沃朗斯基一派、与之对立的罗尔夫和瓦尔金为代表的岗位派以及不偏袒上述任何一方的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的“同路人”观点，是从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否定论”出发的，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实际上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学，这个历史时期惟一存在的只有“同路人”文学。托洛茨基对“同路人”文学的作用有夸大乃至无原则的偏袒之嫌，但他肯定“同路人”文学的重要性、敏锐地指出“同路人”与革命之间的关联，又不无正面积极意义。“岗位派”则是对于“同路人”的极“左”认识的代表，将他们看作“颓废、退化和反革命文学的最后的残余”，是“注定死亡的阶级的最后的歌手”②。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站在后来为党的政策所验证的立场，被认为是关于“同路人”的正确意见。卢那察尔斯基强调：不能以纯政治观点来对待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认为艺术有自身的规律；没有价值的作品，即使政治上完全合格，也是“没有意味的”；要警惕“左倾病”，革命需要一切愿意和它一起走的包括“同路人”在内的作家和艺术家，排斥“同路人”是决不行的。在《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还提到“同路人”的分化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态度“使他们尽可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③。 一 在中国，冯雪峰是引介该理论的重要人物之一。通过对日文著作的阅读，他接触到这一概念与理论。俄语原文的“Попутники”在当时的日语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译法：“同伴者”、“追伴者”、“追随者”或音译为“波普多契基”。1927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昇曙梦著的《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中，译者冯雪峰将其写作“革命追随派”、“追随主义”以及“追随派”；1928年起，他以“画室”的笔名将日本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合译的《俄国K·P·的文艺政策》转译为中文（该书译成后改名为《新俄的文艺政策》，1929年7月由光华书局出版），该书同样涉及“同路人”问题。另一个对于“同路人”文学在中国的引介起重要作用的人是鲁迅，1928年6月，《奔流》月刊连载鲁迅译自日文的《苏俄文艺政策》；从1928年9月起，鲁迅陆续翻译和发表了包括左琴科、雅柯夫列夫、伦支、理定、费定、皮利尼亚克、札米亚丁等“同路人”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并对“同路人”文学进行了深入评析。1930年6月，《奔流》上的译文结集为《文艺政策》，由水沫书店出版。鲁迅的“同路人”的译法也逐步统一和确定下来。 运用“同路人”理论展开的批评实践，也同样与冯雪峰及鲁迅有关。曾经的“湖畔诗人”冯雪峰1927年6月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北京中共党组织被破坏，他的组织关系中断，之后被北京当局追捕，在未名社避难近三个月后，他来到上海投奔结交不久却一见如故的戴望舒及他的朋友施蛰存、杜衡。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的关闭以及当权者对共青团员的拘捕，这群年轻人正避居松江施家小楼，从事著译，并给这一文学小作坊起了个颇有革命意味的名字“文学工场”。革命的挫败将他们都从实际工作中排除出来，于是，他们互相鼓励和影响、共同写作和翻译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品。冯雪峰到达上海的时候，“革命文学”论战业已开始。成仿吾、李初梨、钱杏邨和鲁迅都陆续发表文章。鲁迅被当作批判的靶子，激烈的论战正在展开。冯雪峰、戴望舒等人对于革命文学的翻译和讨论恰恰因边缘位置的特殊性而对言论中心的思想构成了某种补充和挑战。1928年5月，冯雪峰写作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却因为创办的同人刊物《文学工场》的流产，其问世推延到将近四个月后的9月，也因此丧失了参与讨论的最好时机。该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及作家如何定位与评价等问题。冯雪峰强调革命带来的“动摇”：“知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的动摇起来”，在排除了“反动”和“投机”的知识分子后，作为“革命”时代的知识阶级分为两类普遍形态，一类是“决然毅然地反过来，毫无痛惜地舍去个人主义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弃旧的文化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另一类是“承受革命，往向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着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着自己的承受与往向，结局他徘徊着，苦痛着——这种人的感受性比较锐敏，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比别人深些”。在革命的现阶段，“革命只将革命的知识阶级看作‘追随者’”，革命对于上述的第二种知识分子“尽可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苦痛，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因为这些“追随者”，即“同路人”，能够真实和敏锐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对革命的挣扎着的“追随”是可以收获艺术上的成就的。冯雪峰由此来论述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阶级的位置与作用，为其辩护。在文中，呼应正在进行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冯雪峰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具体代表的设想是鲁迅，但他对于知识阶级与“革命”的距离以及作为文学家的特质和作用的分析同样可以用于（甚至更适于）他此刻“文学工场”的伙伴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