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5－0040－07 在一般人看来，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文学思潮。以无产阶级相标榜的左翼文学的使命就是消灭代表资产阶级趣味的现代主义文学，这一目标在1949年至1976年之间基本上成为现实，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基本被消灭殆尽，剩下的极少数“顽固”分子只能转入地下偷偷地从事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但如果仔细考察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许多作家既有左翼文学的倾向，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而鲁迅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家，有的是从现代主义文学转向左翼文学，有的则从左翼文学转向现代主义文学，可谓互通有无，来去自由。这种复杂的现象可能令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当年何以会出现这种文学现象？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一问题，则会发现，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具有某些相通性，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某些相同性。 一 “左”与“右”在中国传统语汇中仅仅是表示方位的词，并没有特殊的政治内涵，而具有政治内涵的“左”与“右”来自法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开会时的座位安排有一定的规矩，贵族坐在议长的右边，平民坐在议长的左边，他们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并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辩论。左翼、右翼因此而得名，并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右翼代表有产阶级，态度保守，强调法律和秩序，反对革命；左翼代表无产阶级，态度激进，强调革命，试图改变社会或推翻现有秩序。左翼、右翼后来被借用到文学领域来，就有了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右翼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而在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这样，右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就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它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左翼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而20世纪初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被视为左翼文学，这样，左翼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就成了同义词。“左翼”、“右翼”的概念在19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文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由此可见，在1930年代“左”与“右”突出、强调的是作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两个不同群体的政治利益。那么，对一个具体作家而言，“左”与“右”是否是绝对对立、界限分明的？众所周知，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复杂的，它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外在社会环境（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没有哪个作家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左翼作家或是右翼作家。所谓作家就是能够运用文字进行创作、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人，而要能运用文字进行创作须接受教育、掌握知识，这就意味着所有作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接受过教育、掌握了知识，是知识分子。按照阶级理论，知识分子无疑应该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所谓的无产阶级，即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没有其它任何资产的人，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没有知识文化，因而也难以成为作家。从这一角度来说，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本身就面临着一种悖论：一方面真正的无产阶级无法成为作家，自然也就创作不出无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能够进行创作的作家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创作的文学是否是无产阶级文学自然又另当别论。那么，无产阶级文学从何而来呢？通过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1930年代虽然有许多人在提倡左翼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但真正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作家十分罕见。这一时期左翼文坛上的作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但后来参加了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青年，在成为革命家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此类作家将左翼文学从前苏联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大力提倡左翼文学，他们自视为或被视为真正的左翼作家，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太阳社作家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早期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然后转向左翼文学，响应、追随左翼文学并成为左翼作家，鲁迅及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是其中的代表。从阶级身份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左翼作家皆来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那么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是否能够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当时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自然也成为当时文坛争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蒋光慈等人因参加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而成为革命家，其阶级身份好像随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蜕变为无产阶级，他们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文学自然成了无产阶级文学；而郭沫若等人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并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当他们向往无产阶级文学并宣称自己已经完成了方向性的转换时，自然会受到那些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人们的质疑与排斥。对此，他们进行了自我辩护，声称要完成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从右翼文学到左翼文学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完成阶级意识的转变。这一观点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观点带有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因为它过于强调意识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这一理论帮助郭沫若等人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由右翼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变，并使他们的转变获得了合法性。 郭沫若等人通过意识的转换完成了其阶级身份和作家身份的双重转换，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作家的意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可以根据外在社会环境或自己的主观需要来进行调整变化的。这也就告诉我们，所谓的左翼作家与右翼作家也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诚如鲁迅所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1](P233)，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我们应该再补充上一句，即右翼作家也是很容易成为左翼作家的。左翼作家与右翼作家之间的这种互相转换，在文学上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从提倡、创作现代主义文学渐渐向左翼文学靠拢，提倡左翼文学，最后成为左翼文学作家，在这方面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种则是从积极地提倡、实践左翼文学，渐渐地退出左翼文学阵营，创作出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其中以蒋光慈、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鲁迅固然没有像郭沫若等人那样宣称自己意识的转变和创作方向的转换，但鲁迅前期的创作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后期成为左翼文学的主将则是不争的事实。在1927年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受到来自郭沫若等以无产阶级作家自居的阵营的激烈批判，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称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尽管今天看来当时对鲁迅的批判是错误的，但它也说明一个问题，至少在郭沫若等人看来，鲁迅与他们是不一样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结束之后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与批判他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一起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力量，这说明鲁迅的意识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尽管他与左翼作家联盟内部的某些人矛盾重重。而蒋光慈作为左翼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成为早期左翼文学的象征，其作品对当时的左翼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度形成了左翼文学中颇为时髦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但在1929年随着《丽莎的哀怨》的出版，他受到了来自左翼阵营内部的激烈批判，因与左翼阵营意见相左，他最后主动要求退出共产党，30岁即忧郁而死。而穆时英、施蛰存等人早年都是革命青年，参加过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退出了革命，穆时英由“普罗文学之白眉”变成了“新感觉派的圣手”，完成了从南极到北极的转变。鲁迅、郭沫若等从右翼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换和穆时英、施蛰存等从左翼文学向右翼文学的转换在当时都具有代表性，它充分说明了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如前所述，“左翼”与“右翼”是以意识形态相标榜，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在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中也都有所表现。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意识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本我、自我和超我。现代主义文学更加强调表现本我、自我，强调个体的主观性，而左翼文学则压抑本我和自我，更加强调超我，强调集体的主观性。正是对于主观性的强调，使二者之间发生了沟通，郭沫若等人也正是利用了个体主观与集体主观（即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联络通道，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从现代主义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