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在中国文学界早已是个话题人物，所谓“顾彬现象”也或有多方面的解读和意义，只是现在还很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我们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会对他有兴趣呢？在中国的文学界、学术界和媒体业，顾彬究竟是如何“保鲜”的呢？ 一、媒体娱乐时代的真相：顾彬被绑架，或新的学术文化生产机制问题 顾彬在中国成名并成为争议性人物，是因为他的“中国文学垃圾论”。虽然事实上如他的原话、原文和后来一再声明的那样，他从来也没有如此贬低、蔑视过中国文学，相反他是一个几乎用了一生来热爱、研究中国文学的欧洲人；那些“垃圾”指的是中国文学中的个别作家作品、特别是那些刻意“为钱”、“为市场”写作的作家作品。——这些话也不是什么惊天之论，看不出有耸人视听的动机。而且，稍做一点分析就能明白，假如“垃圾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称判断，当属恶意污蔑，首先就否定了顾彬本人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部意义；又假如“垃圾论”只是对中国当代部分文学作品的批评，则这种批评也无甚谈论的价值——就像有人说有些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是垃圾一样，放诸四海而皆准，属于无用的真理。顾彬比我们中国批评家诚实和有勇气的地方在于他能指名道姓说出谁是垃圾。请相信，多数外国人也未必敢这样说出口。当然，也没有理由据此推测，顾彬在学术或文学批评之外有些要故意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良”动机，虽然他认为，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语言和精神品格方面都显得弱些。这是研究者的一种个人观点，算不得刻意贬低或污蔑。但是，“中国文学垃圾论”还是流传开了，并且最终激怒了中国文学界的众多义愤之士。甚至于为了“挺顾”或“倒顾”，中国文学界还隐隐分裂出了两种对立的立场和阵营。一个欧洲人，就这样搅乱了中国人的心。现如今，只要提起顾彬，“垃圾论”和因之产生的对立情绪、争执架势也依旧存在，虽然现在大家都有些累了，但并没和谐化。不难想象，在这中间也渗透进了明显的民族情绪。把中国文学同垃圾联系起来，这在言者和听者双方各自的心理上都是会有特殊根源、也是会起特殊反应和特殊想象的吧——比如民族情绪和历史的悲情记忆之类。 在还没有讨论顾彬的学术意义及媒体意义时，先有了一个基本事实：顾彬在中国的公众形象几乎完全就是由“垃圾论”来塑造的。也就是说，一个并不确凿的理由却产生出一个真实的结果。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是，当顾彬的原意和“垃圾论”的真实含义被一再明确后，人们仍然不愿纠正源于自身误解的错误，依然自说自话、顺理成章地将那个“垃圾论”当成是顾彬的说法。显然，“垃圾论”一经产生就充当了一种关涉公共利益的话题，它不再随顾彬的个人意愿而变化了。说得简洁明白一点，中国文学和中国媒体正需要这个“垃圾论”。不是顾彬制造了“垃圾论”，而是“垃圾论”绑架了顾彬。其中，隐藏了文化再生产和娱乐生产力的某种真相。 谁又是“垃圾论”的始作俑者呢？媒体出于自身的利益，为吸引眼球而故意使用似是而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手腕，将公众视线引入事先设计好了的路线，以顾彬的名义造势，而后借势达到自身出位的目的。从市场的角度看，所有的预设目的都达到了，利益相关方都成了赢家。按照一般的逻辑和心理来推断，顾彬有时可能也会显得假惺惺。比如，我听过他抱怨道，有的媒体竟然会用“虚构故事”的方式发表采访他的文章，他非常反感中国媒体（记者）的不诚实，讨厌和他们打交道。但也恰在此时，一个电话打来，有记者预约采访，可爱的顾彬教授马上又会耸耸肩，一脸无奈地说：“没办法，我怕他们不高兴。”他其实是很会配合媒体的。所以，如果说“是中国媒体制造了顾彬”，这话应该是不错的。因为顾彬成了媒体的产品，他的著作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还有那些讲座，才会如此畅销。作为一个“中国通”，他该是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吧。中国有个成语叫“顺水推舟”，现在还有直接诛心的说法，便是“默契”或“合谋”。不过这一说就有点像是近了阴谋论，不全是我要说的本意了。 无论如何，媒体的伎俩和顾彬的一脸无辜，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营造和解释这件产品的全部市场魅力。顾彬及其“垃圾论”的历史遭遇，只能说是媒体恰逢其时借此搔到了中国文学和一般舆论的痒处。挠一挠吧，正需要这样一种舒服的感觉。我们的很多“力比多”也正可由此得到释放。表面上来说，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可以有了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渐渐进入媒体时代。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制度终于形成一种大转变的新时代。相比于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的变化，制度或者说社会生产（尤其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机制方面的改变，或许更为直接。因为传统权威的崩溃，新时代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又未获得秩序性的整合，广义的文化生产特别是人文生产（包括狭义的学术生产），面临或陷入的是一种缺乏主体自主性的被动局面，必须依赖某种“他者”、外在的力量显示或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借鉴传统政治惯使的全民运动的动员手法，需要制造“话题”即广义的政治文化概念，使之成为文化学术再生产的社会动力。“中国文学垃圾论”并非单纯的或惊人或庸俗的观点，而是经过了默契设计包装之后，多少能够触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痛点”的一种外力冲击，尤其当它被视为出自一个欧洲人、一个吃“中国文学饭”的外国人之口的时候，其中的政治意味就格外显得刺激起来。政治、文学、学术、民族情感等等，在一个话题概念里完全搅成一锅粥。在最低程度上，一个由此产生的文学批评话题终于实现了推动这几年间学术文化生产的作用和目的。只有在一个媒体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专业规范失落、学术伦理无序、思想恍惚、既无价值信仰也无底线坚守并同样缺乏社会公信公义的时代，“垃圾论”才会被需要，也才流行。这个媒体狂欢的时代所需要的或许并非学术的实质进步，而只是学术生产的活动或动力装置，一种显示繁荣的景观，就像夜间点缀在树丛里明灭不定的灯光装饰。于是，最后比拼的主要就是搏出位的尺度和底线了。在这方面，学术界、媒体业和娱乐圈的手法，并无高下、实质的分别。同时，制度公权的态度也一样，要么被蛮横滥用，要么消极不作为。试想，硬生生曝光、推出一个“中国文学垃圾论”，不就是文学界、学术界和媒体业里的“艳照门”吗？全民点击，点击率就是生产力。有观点认为这是文化道德的堕落、沦丧和社会崩溃的征兆，但这其实更像是道德和历史重建时代的社会转型的预兆。最后的疯狂，往往好比废墟里的重建，浴火再生。我很愿意从这样的两面来看顾彬——确切说是中国媒体和中国社会的“顾彬垃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