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1）05－0057－09 文学史写作兴起是现代科学趋于知识谱系分化的结果，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知识，对文学状况进行整体把握不仅变得非常必要，而且和新文学发展关系密切。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沈雁冰就希望通过引入对西方近代文学思潮的完整介绍来促进新文学的创作：“此外紧要的事情，就是要一部近代西洋文学思潮史，待这些阶段都已走完，然后我们创造自己的新文艺才有了基础。”① 在沈雁冰看来，新的知识谱系对于文学创作的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新文学史知识谱系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新文学积累的文学史料，二是对这些史料的叙述。后者反映出叙述主体的识见，思想观念和个人趣味又会决定叙述者对于史料的处理方式。由于从新文学发生到30年代也就10年左右，大部分著作将新文学当成“附骥式”的部分来书写，这种布局既考虑到新文学成为一种文学事实已经完成替代旧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进化观追求更替变化结果的产物。② 除了个别对新文学本身带有成见的著作（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之外，通常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视为一个比传统文学更高级的阶段，在新文学这一整体性历史中又表现出逐渐“进化”的思路，因此新诗史描述也遵循“进化/进步”的模式。 已有史料表明，“中国文学史”写作并不是中国人最早尝试的。1898年日本的笹川临风、古城贞吉分别编写出版教学用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编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据说林传甲受到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1903）的直接启发。③ 但是早期的文学史写作，一面借鉴西方文学史样本的叙述语言和方法，一面又回到中国传统诗文论、文苑传、“四库提要”之类的史料中去寻找现成的叙述材料，构建起一个中西综合的文学作品世界。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序中明确指出：“文学史，古所未有也。所有者，为文苑传，图书目录，以及诗话，文谈之类；体例皆近乎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也。”④ 由于缺乏鲜明的文学观念，早期的文学史往往成为一幅主题混杂的文史知识拼图。⑤ 比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狄福在一篇书评文章中指出它既不“现代”，又不“文学史”，只是“新的文苑传”，因为“从这里不能看出文学的史的进展来，更不必说现代文学的主潮或运动了。”⑥ 不过，正是这些不断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为后来描述新文学奠定了知识基础。新观念与旧学术之间的冲突，不仅预示新文学即将进入一个宏大的中国文学叙事模式，也意味着新观念从零碎、个体与个案式的洞见扩张为全景式的概括，不管它是“附骥式”还是关于新文学的“专门史”，新文学在这样一个象征了合法性、权力和秩序的文学史序列中占有它的位置。据统计，第一个十年（1917－1927）出版的8种中国文学史，除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外，其余都不讨论新文学，而第二个十年（1927－1937）出版的67种文学史，论及新文学的有27种之多。⑦ 由于编著者差异，这些史著对文学史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倾向于将文学史归结为不断进化的结果。 一、新诗进化的“同声”与“变奏”：从谭正璧到陈子展 在“第二个十年”生产的文学史著作中，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典型地体现了鲜明的新诗进化观念，从书名“进化”二字可看出编者对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历史进化观念的认同与借鉴。本书是在展开文学史的主体结构之前，详尽论及了有关文学和文学史的观念，对支撑其著作的“进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因为谭氏从中表现出文学叙述的某种“去魅”意图，加上对部分文学史著作如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凌独见《国语文学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赵祖抃《中国文学沿革一瞥》等做了一些负面点评（详见第386页），导致当时部分人对其评价较低。遵循早期文学史写作惯例，作者用大量篇幅对文学定义进行了讨论。⑧ 厘清“何谓文学”这一问题之后，谭正璧对“文学史”的定义做出界定：“叙述文学进化的历程，和探索其沿革变迁的前因后果，使后来的文学家知道今后文学的趋势，以定建设的方针。”⑨ 接下来他从文学史定义入手对文学史的作用进行分析： 照这个定义看来，文学史的使命有二种：一是叙述过去文学进化的因果，所以退化的文学应当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的；一是指示未来文学进化的趋势，当然在希望现在文学家走上进化的正轨。所以她的作用，不外乎在使现在文学家知道文学所以进化和怎样才算退化，根据古人经验，避免蹈其覆辙。文学为什么要有文学史，重大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上。而且过去文学的进化是盲目的，没有一定步骤的；此后的吾们，可以有所依据而向着进化的大路上去，不至事倍功半。文学史的所以必要，这也是其中一因。⑩ 由此出发，谭正璧对文学史的标准做出价值判断，他认为合于“进化”原则的即是好的文学史，反之则非佳作。他介绍自己这本文学史的总体编写方针，阐明在“进化”原则下做出价值取舍的理由： 文学史叙述的文学是进化的文学，所指示的途径是进化的途径，能够合于这原则的是好的文学史，否则便是违反定义，内容纵是特出或丰富，决非名实相符的佳作。现在文学史的作者，可算是风起云涌了；但是十九非但亦叙退化了的文学，甚至只叙退化的文学而忽视进化的文学；或仍叙入非文学的作家或作品；要求一部真正的合体的文学史，实在还是没有。本书不但拒绝叙非文学的作者或作品，而且对于退化了的文学，也加以非议和忽视；以进化的文学为正宗，而其余为旁及。本书名为“文学进化史”，其取义就在于此。(11) 谭氏还就“进化”的涵义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他在“怎样才是进化的文学”和“叙述怎样的文学才算是文学进化史”这两个问题的引导下讨论“进化”所指，主要内容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进化的文学是活文学”；二、“进化的文学是创造的自然的文学；她是不模仿古人，不拘于格律，有实感，有印象，无所为而为的”；三、“进化的文学是具有文学特征的文学，他是含有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作者个性三特色的”；四、“进化的文学是具有形成文学的各要素的文学，他是涵有真挚的情绪、丰富的想像、高超的思想、自然的形体的”。实际上，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也在谭正璧这部著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可能由于他本人长于古代文学的原因，在讨论新文学时只谈论了一种总体性的发展趋势，没有将体现“进化”这一关键理论的具体流程揭示出来。下面是全书中能解读出新诗“进化”意味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