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又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短篇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但是他一生的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是翻译外国作品。1973年出版的20卷《鲁迅全集》中就有10大卷是翻译。著名鲁迅学者李欧梵教授近来一再指出鲁迅翻译事业在20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意义，并强调鲁迅研究在未来的一条重要途径应该是鲁迅的现代性与世界文学的联系。① 尽管如此，193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轻视鲁迅的翻译工作及其有关翻译理论的主张，尤其是他的新月派对手们，最显著的当属梁实秋（1902－1987）②，最近的例子恐怕也就是李欧梵本人。这些批评集中在鲁迅主张的“硬译”理论（一种直译风格）。批评者声言他的这种译风让消费者觉得失望，疏远了他的读者，还称他主要通过一些“三流”日文译本来转译欧洲文学作品和理论③。究竟这些批评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在什么程度上又是无意义的？鲁迅对于他的翻译工作的重视程度如何？本文在对保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意在重估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及其相关议题，指出在有些作品中他所偏爱的是创作性翻译，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 虽然鲁迅22岁起就开始了翻译活动，但其译事却没有局限于年轻时代。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当他作为实际上的全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来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当上海和中国北方面临日本枪炮的蹂躏，当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的时候，在数量惊人的文艺工作中，他仍然差不多每天抽出时间来努力从事于终未完成且几乎不被人们看好的规模庞大的工程——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④ 鲁迅所学的第一门外语不是日文而是英文。1898年5月，17岁的他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⑤ 那令人陶醉的日子里，他开始学习英语。在那个免收学费的学校里，一周有四节英语课，但是他不喜欢学校使用的建立在印度殖民语境会话之上的教科书——“Is it a rat? ”No,it is a cat.”（“这是一只大鼠吗？”“不，这是一只猫。”）——这就是他喜欢从那本书引用的无聊的英语练习例句（听上去有一点像今天的“实用”外语教学模式，例句都来自日常生活而没有知识内容）。1900年春天，19岁的鲁迅转到江南水师学堂附属矿路学院，在那里德文取代了英文，他为此而开始学习德语，并使之成为他最精通的欧洲语言。但是，作为留学生抵达日本后不久，鲁迅便开始通过日文翻译西方文学。⑥ 他最初的两部译作发表在中文杂志《浙江潮》，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由他的朋友和同乡许寿裳（1882－1948）编辑的进步杂志。一部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1841年写的短篇小说《芳梯的来历》（L' origine de“Fantine”），选自雨果的速写集《随见录》（Choses vues），鲁迅将之重新命名为《哀尘》（“尘”用来隐喻妓女）。在故事中，叙事者看到一名纨绔子弟在大街上突然把雪球塞进一名妓女所穿的长裙的背部。女子因为抵抗而打了他，却被警察逮捕。叙事者是目睹者，他到警察局以名人身份作证来保护这个不幸的女人，于是她终于被释放。鲁迅将这篇小说翻译成文言并为掷雪球者取名维纳亚克——佛教中好色的魔鬼的名字。⑦ 第二部早期译作是1903年分两次发表于同一杂志的《斯巴达之魂》，讲的是三百斯巴达兵士（Spartans）在德摩比勒（Thermopylae）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故事。鲁迅翻译这篇故事的时候，俄国人正入侵满洲，而斯巴达的先例被一位驻日中国学生组织在信中运用，来促使清政府抵抗外国入侵⑧ （满洲和德摩比勒都是“关口”）。一些权威专家，包括苏联学者谢曼诺夫（V.I.Semanov），认为这部小说是鲁迅根据在日本搜集的材料写成的，但鲁迅却自称是“翻译者”⑨，因此它被认为是其早期的翻译作品之一。译文用的是文言，尽管有很多名字，像斯巴达国王黎河尼陀（Leonidas）和波斯国王泽耳士（Xerxes），用的是音译，但它仍再次尝试使叙述语言中国化。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清鲁迅在其早期译文里用的是意译而不是直译。 1903年，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月界旅行》（De la terre a la lune）的一部分，由日本一家商业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他翻译的《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的头两章也于1903年在《浙江潮》第10号发表，整篇小说于1906年在南京单行出版。⑩ 1898年，鲁迅被古文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深深吸引了。而这时，鲁迅却在小说的开头用白话文翻译《月界旅行》，遵循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模式。换言之，他想产出一种读起来像小说而不是像学术论文的作品。然而，在最后两章中，他又返回到文言文。他解释说是要节省篇幅：“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11) 由此我们又获得了一个证明，早期鲁迅实际上已经对自己的翻译风格即对译文在目标语言（中文）中的表现有了明确的意识，并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信”概念而已。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阐明他翻译科幻小说的动机与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表达的观点有些类似（该文1902年发表于东京，彼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被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镇压后逃亡日本）。鲁迅的“辨言”如此写道：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剌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