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次听到波德莱尔、洛尔迦、茨维塔耶娃……的音节，一代中国诗人已经在感谢——这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词语，已在接受者手中直接成为命运。 诗，以其瞬间就能击中的力量袭击我们，在击中处，我信此力也能从我们传递回去。 自此，我的国界只是两排树。① 一 在读了诗人多多的这一段诗歌告白之后，我们已可以隐隐感到一个中国现代诗人的语言位置以及翻译之于他们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也许，在李白、杜甫那个时代，诗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自足的语言文化体系内，但到了20世纪，诗的国界上就出现了“两排树”，神秘的语言气流、创造的活力就在这“两排树”的枝叶间相呼相唤地穿行。如果离开了另一排树，这一排树就将枯萎。 这也说明我们愈来愈趋向于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了。如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都不可能只在自身单一、封闭的语言文化体系内发展，它需要在“求异”中拓展、激活、变革和刷新自身。在这样一种全球语境下，我们已进入一个“互译”（intertranslation）的时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初期，就在庞德他们把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国的同时，中国的诗人会把目光投向西方诗歌。在这方面，仍要从胡适谈起。作为白话新诗的倡导者，胡适最初写诗用的仍是五、七言形式，后来他也觉得别扭，痛感于“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这种困境，到1918年早春他翻译美国意象派女诗人莎拉·缇丝黛尔的“Over the Roofs”（他放胆把它译为“关不住了”）一诗时被打破了。通过该诗的翻译，他一下子知道新诗怎么写了。因为是翻译，他不必拘泥于中国旧诗那一套，新的活生生的语言、感受和节奏涌至他的笔下，他“自由”了！他甚至称这首《关不住了》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②。 由这个例子，可见翻译对“五四”新诗的重要意义。文学和诗歌的变革往往首先是语言形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需要借助于翻译。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中国古老的传统经受前所未有的内在危机、文言的生命变得衰竭，而新的语言力量挣脱和涌动之时，翻译对于中国新诗，正起到一种“接生”的作用。 在谈到翻译时，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这样说：“翻译在任何社会的、精神的和学术的变革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执行者。”③ 翻译之重要，在中国新诗的历史语境下，更显得如此。很多中国现代诗人都曾表达过他们对自身语言文化的有限性和封闭性的痛切认识，穆旦在早年的《玫瑰之歌》中就曾这样写道：“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诗的最后是：“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④ 这颗期待着新生的“冬日的种子”，也就是中国新诗语言的种子。 对于“五四”前后中国新诗语言所发生的剧烈振荡，郭沫若1920年间在日本所写的《笔立山头展望》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该诗中，诗人以一种“发了狂似的”的惊人创造，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想象力、气势和语调，对现代文明和“生的鼓动”进行了礼赞。它对中国新诗的意义，正如王佐良所说：“这不是译诗，而是创作，然而这气派，这重复的叫喊，这跳跃的节奏，这对于语言的大胆革新……这在现代城市里发掘新的美的努力（多么新鲜的形象：海岸如丘比特的弓弩，烟筒里开着黑色的牡丹）……在五四以后的几年里……在一切奔腾、开放的思想气候里……汉语这个古老的文学语言也在他的手上活跃起来。”⑤ 王佐良主要是从对中国语言的大胆革新和激活这一历史眼光来看这首诗的。如果不持这样的眼光，很可能得出其他的评价，诗人余光中就在《论中文之西化》中这样说：“郭沫若的诗中，时而Symphony，时而pioneer……今日看来，显得十分幼稚。”⑥ 的确，该诗中直接出现了两个扎眼的外文词“Symphony”（“万籁共鸣Symphony”）及“Cupid”（“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但我想这都不是在故意卖弄，而是出于语言上的必要。这不仅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相应的汉语词汇，可能更在于诗人有意要把一种陌生的、异质的语言纳入诗中，以追求一种更强烈的、双语映照的效果。 《笔立山头展望》并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五四”时期许多诗人都在诗中运用了“洋文”，或者说，都曾将“翻译”带入到自身创作的语言结构之中。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自身语言文化匮乏性的认识，也体现了某种对“语言互补性”的向往。当然，在引入外来语和“翻译体”的过程中，虽然也留下生硬或“幼稚”的痕迹，但总的来看，它出自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强行突围”和建构自身的历史需要。 重要的是，当语言的封闭性被打开，当另一些语言文化参照系出现在中国诗人面前，无论在他们的创作中还是在翻译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一种语言意识。这种语言意识，用多多的话来讲，就是：“自此，我的国界只是两排树。” 这种作用于一些中国现代诗人的语言意识，已很接近于本雅明《译者的使命》⑦ 中的语言观了。对本雅明这样的西方思想家来说，在巴别塔“变乱”之后，语言便成为一个失落的总体，人们生活在各自有限的语言中，翻译也便成为人类的宿命。他在该文中提出的“纯语言”（reine sprache/pure language），即指向语言的失落的总体，指向那种先验的使语言成为语言的“元语言”。在本雅明看来，“纯语言”是译作与原作的共同来源，它只是部分地隐含在原作中，在翻译的过程中，在不同语言的相互映照中，我们才得以窥见它。对“纯语言”的发掘和显露，或者说，使“纯语言的种子”得以成熟、生长，这便成为“译者的使命”，“译作最终正服务于这一目的，即表现语言之间的至关重要的互补关系”。具体到翻译本身，本雅明还这样说：“甚至连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其语言成长的一部分，并最终被吸收进语言的更新之中。译作远远不再是那种两种僵死语言之间了无生机的对等，以至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它承担起了一种特殊使命，这一使命就是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并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