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行卷现象，认为：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了试卷不糊名的方式，使主试官得以审查应试者平素在学业上的表现，可能是九品中正制遗留下来的影响。另外，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到了唐代，文士们更利用了这种办法来为争取进士登第服务。这就使之形成一种风尚，有别于通常的投送卷轴，而且出现了行卷这个专称。① 并指出行卷之风消失，其原因在于，赵宋帝国建立之后，为了适应新政权的需要，将科举制度做了一番修改。“试卷上的姓名既被糊没，笔迹又因重行誊录而无从辨识，因而采取誉望、事先加以推荐的方式，就不再有存在可能性，而行卷的风尚也就自然随之消失。”②由于著书体例的限制，程先生没有就进士行卷风尚在宋代自然消失的原因展开过多的论述，也没有就宋代进士行卷之风究竟消失于何时作出明确的论断。这就给后来的中外学者继续开展此一方面的研究留下了空间。继程先生之后，日本学者东英寿、高津孝，中国学者祝尚书等，皆力图以较丰富的材料来填补《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所留存的研究空间③。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宋代进士行卷之风的消失，与糊名誊录法实施密切相关，其时间下限当在宋代初期。“糊名法的实行对行卷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淳化三年(992)以后，几乎再也见不到有关行卷的记录资料就是证明。”④“包括宋人别集、总集在内的宋代文献，几乎没有仁宗以后举子为解试、省试行卷以求公卿‘品题’‘延誉’的例子。……说明仁宗以后行卷风已经止息。”⑤ 那么，宋代糊名誊录制推行后，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甚至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考试结果的行卷是否绝对消失了，如果没有绝对消失，与唐代行卷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二 应该说，能够实现唐代、宋初以“通榜”为目的的进士行卷，在实行糊名誊录制后，已经从制度层面变得近乎不可能了。但实际状况却是糊名誊录制后，举子行卷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张耒《跋吕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曰： 余见少游投卷多矣，《黄楼赋》、《哀镈钟文》，卷卷有之，岂其得意之文欤?……此卷是投正献公者，今藏居仁处。居仁好其文，出予览之，令人怆恨。大观丁亥仲春，张耒书。⑥ 张耒跋中所云“正献公”，指“吕公著”，公著字晦叔，谥“正献”，为吕本中(按，本中字居仁)曾祖。关于秦观的这次投卷，吴曾《能改斋漫录》也有记载。《漫录》曰：“李公择尚书初见少游上正献公投卷诗云：‘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再三称赏云：‘谢家兄弟得意诗，只如此也。’”“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系秦观《春日杂兴》诗中语，今全诗尚存集中。另，今传《淮海集》中存有秦观向吕公著投卷时写的书信。题为《上吕晦叔书》，大略谓： 五月日，进士秦某，谨再拜献书知府大资阁下。……比者天幸，阁下来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实隶麾下。是以辄忘贱陋，取其不腆之文，录在异卷，贽诸下执事，又述其愿见之说，为书先焉。……傥阁下不赐拒绝而辱收之，请继此以进。⑧ 此书之写作时间可确考。书中秦观自称“进士秦某”。宋承唐制，凡应进士科考试之举人，皆称进士。秦观元丰八年已登第。故此书作于元丰八年前。又吕公著知扬州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丰七年正月癸丑：“吕公著以资政殿大学士自定州徙扬州。”据此，秦观投卷之时必在元丰七年五月。徐培均笺注《淮海集》附录《秦观年谱》，系此文于元丰七年五月，是。 宋代的科举考试，进士、诸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⑤。元丰八年为北宋科举考试的大比年，秦观在元丰七年八月将要参加扬州发解试。此年五月将包括《黄楼赋》、《哀镈钟文》、《春日杂兴诗》在内的一定数量的作品编辑成卷轴，投献给知扬州吕公著，显然系为觅解而进行的文学活动。是年秋试，秦观果然获解，或与这次投卷有一定的干系。 秦观在元丰七年秋获解之后，是年冬又为参加省试而精心编辑文集。其《淮海闲居集序》叙述自己编辑文卷的动机说：“元丰七年冬，余将西赴京师，索文稿于囊中，得数百篇。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其可存者……次为十卷。”⑨文中所谓“西赴京师”，指的是参加元丰八年春的省试，而精心挑选诗文，编辑成集，明显与应省试有关。虽然《淮海闲居集》究竟投献于京师何人，不得而知。可这种在特定的时间(科举大比前)所进行的有目的文学行为(删汰作品，编辑文集)，显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进士行卷。 秦观于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淮海闲居集》所起的效果有多大，不敢逆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北宋元丰年间，士子为应举而向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行卷，仍是一个客观事实。以至大观年间，举子行卷甚至形成了一定气候，朝廷不得不下诏明令禁止。《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六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