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69—06 赵崇祚编集于后蜀广政三年(940)的《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全书收录了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以及欧阳炯的一篇序言，虽然没有明确体例，但其词体观念、编辑原则与编选标准可以通过对所选之文人词的文本特征的归纳、与同时代民间词与伶工词的文本特征的比较而探获。在词体发展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作为第一部具有诗集性质的文人曲子词集，《花间集》的编辑传播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词体观念、创作方式与评价标准，进而促进了词体形式的规范与统一，改变了中晚唐时期以民间词和伶工词为代表的旧的词体形态，塑造了五代宋初以文人词为代表的新的词体形态，使词脱离诗、曲而最终独立。 一、《花间集》的编辑与词体新观念的形成 《花间集》出现之前，词的创作以音声为主，传播以口头传唱为主；《花间集》出现之后，词的创作以文字为主，传播逐渐变为以书面传播为主。唐代歌词的音声非常丰富，任半塘说：“所谓‘声’者，宜有进一步体会——不仅诵声，且有歌声；不仅歌声，且有乐声；不仅乐声，且有舞声。”①这些多姿多彩的音声，有的未能呈现于文本之中，有的则以衬字、衬句的虚辞形式存在。衬字、衬句是歌曲中的泛声、和声等音声转化为文本的结果，它们是造成唐五代词同调异体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失调名》(报闻寰海圣明君)一词，《敦煌歌辞总编》拟为《定乾坤》：“二首句式大体相同，惟前首上片末句多二字，下片次句多一字，乃衬字所致。”②《花间集》、《尊前集》所载《杨柳枝》有二体：一为齐言体，七言四句；一为杂言体，于七言句下各增三言一句。敦煌写卷所载此调，亦为杂言体，“惟七言句下所增各句为四言、五言，此乃衬字所致”③。这些“多一字”或“增三言一句”的新体式，后为人们的创作所沿袭。 随着词的口头传唱向书面传播转变，音声填实为文字，或径删去和声、泛声等音声部分，极大减少了因音声而造成的词体差异。词体的篇章字数趋于固定，句式趋于规整，字声关系也趋于稳定。一字多音、一曲多辞、一调多体等现象，随着词的文本化、书面化而大为减少。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选集，人们历来强调《花间集》的合乐可歌性，即将其视为供歌妓演唱的歌本、唱本，而常常忽略其“诗客曲子词”的属性，及以音乐为主到以文本为主的词体观念的变化。《花间集》的编集，不是率尔操觚之作，不是一己之见，而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词的本质、功能和地位的认识。欧阳炯在序中说赵崇祚编《花间集》：“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抒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④这句话包含了四层含义：第一，“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体现了编者在作者、作品甄选方面的独特眼光，不同于当时的流俗之见；第二，“织绡泉底，独抒机杼之功”，反映了编者在体例创新方面的独特贡献，不同于以往词集的编撰；第三，“广会众宾，时延佳论”，说明在编辑过程中，编者充分征询和借鉴了众宾客的意见；第四，“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表明结集对象是诗人之词，是一部选取了部分作者的部分词作的文人词选集。 《花间集》所收之词不同于“南国婵娟”所唱的“莲舟之引”，而是为了供“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西园”是曹操在邺都所建，“西园英哲”是像建安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那样的文士。他们欣赏的显然不是“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的淫词艳曲，而是寄托遥深、文辞雅致的“清绝之辞”、“阳春绝唱”。欧阳炯强调这一点，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花间集》编于公元940年前后，正是民间词与伶工词盛行之时，而编者独选“诗客曲子词”，是有意与那些俚曲俗词划清界限。诚如龙榆生所说：“花间诸贤所用曲调，其题号已多近雅者。如《教坊记》所载《柳青娘》、《别赵十》、《忆赵十》、《煮羊头》、《唐四姐》、《黄羊儿》、《措大子》、《醉胡子》、《麻婆子》、《刺历子》、《剉碓子》、《胡攒子》、《唧唧子》、《平翻》、《大宝》、《大姊》、《舞一姊》一类里巷鄙俚之曲，悉已汰去不用，此其所以为‘诗客曲子词’欤!”⑤ “诗客曲子词”，即诗人所作之词。《花间集》所选的18位作者，都是唐末五代的文人诗客。除了皇甫松和阎选，其他16人都有官职在身。⑥编者显然有意标榜他们的士大夫身份，对有官职的词人都是先书官爵后书其名，如“温助教庭筠”、“韦相庄”、“牛学士希济”等。这种署名方式，强调了编者所选之词，既非歌讴于街头巷陌的民间之词，亦非播唱于宫廷教坊的伶工之词，而是别具一格的文人士大夫之词。 相对于民间词与伶工词，文人词更注重词的文本形式，像做诗那样来拟格填词，故因音声变化而造成的字句参差的破体现象便大为减少。对于这些本已在篇章字数、句法用韵、字声平仄方面具有较强一致性的文人词，编者又将同一词调的字数、句式尽量取同，以形成一种稳定的体式，无形中建立了一套新的标准。 在《花间集》编纂之前，“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欧阳炯序)，存在大量淫词艳曲，但赵崇祚却尽量避免收录这些作品。《花间集》所收录的500首词，描写男女幽会亲昵之作只有20首左右，约占全集4％。⑦这些词作虽涉恋情，但情感真挚，远非淫词艳曲可比。相反，为对当时以北里倡风、南国“莲舟之引”为代表的轻艳浇薄的词风进行矫正，《花间集》设定的编选标准是“清绝之辞”，反对“言之不文，秀而不实”，以示“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编者选词不以香艳为主，反而有意扩大选词范围，选取裨益世教之作。这与后蜀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花间集》编集的后蜀广政三年，正值孟昶统治的前期，士人心态积极进取。广政四年，孟昶常对李昊、徐光溥说：“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词，朕不为也。”⑧上行下效，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劝诫警世之作，如杨士达著《拟讽谏诗》五卷，赵元拱编《唐谏诤集》十卷，何光远撰《鉴戒录》十卷，孟昶敕史馆集《古今韵会》五卷，以砥砺人心，张大风雅。在这种文艺政策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作为后蜀大臣赵庭隐之子、出身显宦之家的赵崇祚不但不会过分搜集淫词艳曲，相反，对流行于青楼花间、里曲巷陌的艳词反而会细加甄别，摒弃轻薄浮艳之词，选取那些内容充实、体式雅正的诗客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