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2-0146-05 石刻曾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文献记载方式，但早期石刻以实用与留存后世为目的，并不为当世传播而设。石刻诞生于廊庙，成长于民间，与政治文化生活关系密切。至宋代，朝廷右文，金石勃兴，石刻的当世传播功能遂日益突出，在宋代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文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宋代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读碑与刻石，加强了对宋代文学传播者的激励与熏染 宋代石刻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大大激发了文人对石刻文学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这主要表现在宋代文人特别酷爱读碑，热衷刻石。 自东汉碑刻兴盛之后，天下碑刻既多，读碑便成为文人生活中的一种常课。中唐诗人李郢《酬刘谷除夜见寄》诗云：“读碑丹井上，坐石涧亭阴。清兴未云尽，烟霞生夕林。”[1][6903]唐诗僧齐已《寄体休》诗云：“金陵往岁同窥井，岘首前秋共读碑。两处山河见兴废，相思更切卧云期。”[1][9633]前者写读碑的清兴悠长，后者叙秋日岘首读碑的往事，都充满人文情趣，让人回味。只是这样的读碑记录并不多。 到了宋代，这种读碑、读拓本的记录就比比皆是了。仕宦途中、迁谪路上，丰碑古刻时时遇之，亦时时读之。宋初诗僧梦英，一生好书法、喜读碑，常“闲骑劣马寻碑去，醉卧荒庐出寺迟”；“寻穷太华高低景，念尽长安内外碑。”[2][71、72]诗人王禹偁则“见碑时下岸”，“几处古碑停马读，到时春笋约僧尝。”[3][689、705]南宋诗人范成大一生酷爱读碑，年轻时自谓“读碑索句仍投辖，谁是扬州控鹤仙。”[4][646]年老时则自叹：“登版自怜行蹭蹬，读碑仍怪视蒙笼。”[4][625]诗人张镃“坐余沿石闲听水，茶罢巡檐遍读碑。”[5][603]刘过“摩挲墓铭看，久立读碑阴。”[6][38]刘克庄“春风萧寺同登塔，落日荒台共读碑。”[7][35]至于欧阳修酷爱金石，王安石工于碑志，苏、黄诗书传天下，他们对于读碑的热爱自不必细论。对于一些出身孤寒的文士而言，碑刻文章更是他们常加搜读的对象。朱长文云：“余少也学古……古书之载于纸墨者几希，而存于金石者类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远，与夫山林墟墓之间……早夜不舍，所逰必问，所居必求。”[8][37]足见其搜访阅读之勤。 而那些碑刻集中的名胜之地，他们更是时常光顾，读碑题诗，蔚为风气。例如祁阳浯溪，诗人张嵲“去时吊古愚溪上，归日读碑浯水边”[9][425]；黄庭坚贬中一至，“三日徘徊崖次”[10][610]；杨万里则在浯溪边“剥苔读碑，慷慨吊古”[11][470]；范成大亦“周遭岩壑寻胜迹，摩挲石刻立多时”[3][26060]。为了读碑，他们甚至夜以继日：“县官抱烛读碑字，夜阑相视生咨嗟”[3][175]。而那些山僧们则常常前为向导，“知予好古心常切，僧与前山觅断碑”[3][255]。 宋人读碑，常常读得很细，张孝祥得朱新仲所寄“石刻二诗，《龙溪序引》，既再拜钦诵斯文之妙，三复卒业”[13][361]。宋人读碑不仅读得很细，有时还能背诵。“傅献简与杜祁公取未见石刻文字二本，皆逾千言，各记一本。祁公再读，献简一读，覆诵之，不差一字。祁公时年逾七十矣，光禄丞赵枢在坐见之。”[14][155]由此二例可以想见，熟读背诵碑刻文章的人，当还大有人在。 如果联系到宋代的文化精神，可以看出宋人是将读碑研文作为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来追求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一”即为《集古录》一千卷。李清照则终生难忘她与赵明诚省衣缩食，市碑刻文书字画，灯下相对赏玩的幸福。陆游将苏轼蜀中石刻精选出一卷携带在身边，谓为《东坡书髓》。李丕绪“集历代石刻，为数百卷藏之。”[15][9938]刘季孙“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16][1128]而苏轼《答贾耘老》云：“寄示石刻，足见故人风义之深，且与世异趣也!”[16][487]这些都可说明宋代士人认为读碑研拓，实风雅相兼，是一种精神享受。南宋人周晋的一曲《清平乐》便道尽了读碑的清欢，词云：“图书一室，香暖垂帘密。花满翠壶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手寒不了残棋，篝香细勘唐碑。无酒无诗情绪，欲梅欲雪天时。”[17][2766] 宋人不仅热爱读碑，亦热衷刻石。只要可能，他们则四处留题刻石，立碑刻石可以说是宋人精神表达的一种需要、一种方式。 那些名篇佳作，宋人一刻再刻，诸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司马光《训俭文》等等，皆不止一刻。而苏黄作品入石更多，王明清《挥麈录》载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其“家旧贫穷，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18][763]。李仲宁因镌刻苏、黄词翰，能得一家人生活饱暖，足以想见苏黄诗文刻石之多。宋人还常常刻自己的作品，韩琦知定州，作“阅古堂”，自为记，书于石刻置堂中。欧阳修致仕后作《会老堂》，有《会老堂诗》刻置堂上。蔡襄、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大家，更常常书写自己的佳作令人刻石。范成大《骖鸾录》谓其三十四年间三过严子陵钓台，皆有诗刻于壁间[19][44、45]。 宋人刻石，小至一首好诗，一联佳句，甚至一个字。多到十几篇，几十篇，几十卷，甚至个人的全部作品。如《赠梦英诗碑》多达三十三人作品，苏轼《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石刻亦有三十首，其他“八咏”、“十咏”一类石刻则为数更多。而冲退处士章察“尝为歌诗杂文二十卷行于世，《卦气图》以石刻于府学之西，《太玄经图》并文集，刻于中兴寺子云祠堂”[20][301]，则是将个人全部作品刻之于石了。至于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访古题字，更是宋人最喜爱的一种雅事，此时“山川之胜，翰墨之缘，可以兼得”，题名题诗，难以计数。或述仕宦之迹，或抒游赏之乐，或发归隐之思，或泄愤世之情；或上巳修禊，或清明祭扫，或中秋待月，或重阳登高，或新正宴集。宋人身影虽历经千年，仍在一方方山间水泮的石刻中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