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2x(2012)01-0007-06 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白新墓碑并序》，是有关李白的最早的文献资料，为历来的李白研究者所重。但是，也因为历时久远，或者漶漫，或者传抄、刊刻的夺误、错讹，使其材料本身或材料之间出现了个别矛盾(也有后世解读和句读之误)，给李白生平方面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今且提出几个疑点作些探讨。 一、李《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之“神龙” 李阳冰《草堂集序》(下简称李《序》)叙李白之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是李白生于神龙元年(705)说的最原始的依据。但是，这个《序》却是有矛盾的。李白至德二载(757)所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说其时他“五十有七”，而《序》却说他“神龙之始”生，相差甚远，这便是最明显的矛盾。 李《序》最后所言“是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诚然是李阳冰作《序》之时，而不是李白去世之日，但是，如果李白其时尚在世，可为什么此后再也没人对他宝应元年十一月以后有只言片语的记叙?不仅说“白未绝笔，吾其再刊”，“其他事迹存于后序”的(《李翰林集序》)魏颢再无一字之续，就连在李阳冰之后不久为他作墓志的李华也未言及。李华其人，《新唐书》本传载其“大历初卒”，闻一多《唐诗大系》考订其卒于大历元年(766)，郁贤皓《唐刺史考》考订为卒于大历九年(774)，王辉斌《唐代诗人探赜》考订为卒于大历十年(775)或大历十一年。那么，李华为李白作《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下简称《墓志》)其时，去李白之死最多不过十二三年。这个时间距离是很近的，如果李白在李阳冰作《序》时尚在世，其后为他作《墓志》的李华理应在《墓志》中补出李白宝应元年以后的经历，因为《墓志》本来就是为过世者传其生死履历的。而且，从《墓志》“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的行文看，李华《墓志》当是受李白之子伯禽所请而为。事实上，墓志碑铭一类，自古以来也多是出自墓主亲属之嘱托，即如李华，《新唐书》本传谓其“不甚著书，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往请，乃强为应”。那么，如果李白宝应元年以后还在世，而李阳冰《序》又没有叙及(以伯禽作为李白儿子的身份，李阳冰的《序》他不可能不读到)，伯禽便不可能不嘱之李华，李华也就没有理由不在《墓志》中叙及。但是，李华《墓志》中却并无只字。所有这些，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李阳冰为李白编集作序时，李白已不在人世。 李阳冰为李白编集作序时，李白已不在人世，这从李《序》本身也可以寻得一些线索。 其一、从称谓上看，李白称李阳冰为“从叔”，李阳冰是高辈，李白是低辈，他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是他赠人之作中极少用“献”字的一首，在诗中自称“小子”，这符合双方的辈分，也是对李阳冰身份、时望、政声①的十分尊崇；而李阳冰在《序》中却始终是称李白为“公”，这就有失高辈的身份了，这也是违“礼”，但这却符合古今以死者为大，以死者为尊的习俗传统。 其二、李阳冰在《序》中称李白“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万卷”虽是夸大之辞，但从乐史的《李翰林别集序》、宋敏求的《李太白文集后序》可知，李阳冰编成的《草堂集》也有十卷约四百首②。以这样一个数量的“草稿”，要编修成集，恐非一时之功；而且，李《序》于李白“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的评价，非率尔之言敷衍之辞，确是知者之确论。如此，则非对李白赋予的近四百篇诗稿潜心研读不可。如果李白宝应元年十一月其时尚在世且在病中，李阳冰恐既无暇为李白编修其集，更不容潜心研读，何况其词颇似对李白的盖棺之论。 其三、李阳冰在序中说，“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从安史之乱的天宝十四载(755)到李阳冰作序的宝应元年(762)，正是李白漂流江南一带的八年。李阳冰是把这个年限说断了的。试想，倘若李白其时尚在世，焉知其后还会“避地”多少年，那么又怎么可以去说断呢?李白往依阳冰，其时虽然是“群风怜楚客，差池相哀鸣”，但却已经是“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了，而李阳冰还将“避地八年”说断了，岂不等于是在赶李白走么?而且当着一个“疾亟”之人这么说，就更不合情也不合礼数了。 如前所述，李华的《墓志》去李白最多不过十二三年，历时未久，亲属不会误嘱，李华不会误记。因此，李华《墓志》称李白享年“六十有二”应该是完全可信的。但李阳冰为李白编集作序的宝应元年李白已不在世，从神龙元年到宝应元年，只有五十六岁，这就可见李阳冰序所谓“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的“神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错误并不在李阳冰，因为这与李白至德二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自叙的其时年“五十有七”不相吻合，李阳冰编集作序是显然能够察觉的，而是后来或文字漶漫，或传抄，或刊刻造成的。李阳冰的序，李华应当是读到过的。即使不能读之它处，而伯禽嘱其为父作墓志时也会提供。正因为李阳冰对李白之生平经历叙之甚详，所以李华无需重言，以至《墓志》甚为简短。这就是说，李华完全信从了李阳冰的《序》，也就是说李阳冰之所叙，与伯禽嘱托李华作墓志时所述是一致的。可是，从宝应元年逆数到神龙元年，只有五十六年，李华却断然地称(也应是李白之子伯禽所嘱)李白享年“六十有二”，可见李华读到的《草堂集序》并非“神龙”，否则，对如此明显也是很重要的错误，他不会置之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