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选集的角度看，《河岳英灵集》(以下简称作《英灵集》)是反映开天(开元、天宝)诗风的成功样本。这样的结论，起码时隔二十来年的大历人就有了，所以，才会有《中兴间气集》依仿、续编之作的出现。晚唐人也颇有赞誉。宋明以下士人以道自尊，不大重视唐人自己的选集。晚明毛氏汲古阁刊行《唐人选唐诗》以来，《河岳英灵集》又逐步走出历史的瓦砾，近人论唐诗、特别是盛唐诗者，已经几乎无人不以该选集为重要依据了。 但是，绝对客观、公正、正确的选家与选集，永远都不存在。笔者研寻《英灵集》，发现它的地域与派别性的问题，似乎少见论者措意。而这对于我们理解、把握该集对开天诗风的反映，却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澄清了这一前提条件，学者聚讼的“开元十五年”的问题，也可以得一新解。 一 《河岳英灵集》的地域性、派别性问题 天宝十二载(753)，殷璠编撰《河岳英灵集》。该选集是开天盛唐文学的一面镜子。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这面从事选择、评价别人的“镜子”，本身也有一个“被选择”、“被评价”的问题。 殷璠(生卒年不详)“人以书传”，除了《英灵集》大名鼎鼎之外，本人事迹，能够考索所得者非常少①。晚唐诗人吴融《过丹阳》诗曰： 云阳县郭半郊垧，风雨萧条万古情。 山带梁朝陵路断，水连刘尹宅基平。 桂枝自折思前代，藻鉴难逢耻后生。 遗事满怀兼满目，不堪孤棹舣荒城。(《全唐诗》卷684) 本诗“藻鉴难逢耻后生”句原注曰：“殷文学于此集《英灵》。”证明晚唐时，仍有殷璠于唐丹阳县编集《英灵集》的传言②，丹阳县古名“云阳县”。 殷璠编《英灵集》于唐丹阳郡(润州)这一事实，以及他长期以家乡润州，或大而言之，以南朝以来的金陵、南徐(隋唐润州)一带为活动、文学关注的本位，应是有线索可寻的。据记载，殷璠编过三本诗歌选集，三者在历史上的命运各异，一本传世、一本残佚、一本存名。有趣的是，三本诗选之间似乎还能排比出一定的序列。《丹阳集》是当代当地润州诗人的选集，《河岳英灵集》是当代全国诗人的选集，仅有书名可考的《荆扬挺秀集》③，从书名看，可能是古扬州、荆州也就是吴、楚两地当代诗人的选集。三本诗选成书也颇有次序，《丹阳集》可能成书最早，《荆扬挺秀集》(《荆杨集》)成书在《河岳英灵集》之前④，“荆扬挺秀”、“河岳英灵”二书名也有点类似。 《新唐书·艺文志》：“殷璠《丹杨(阳)集》一卷。”同卷又于“《包融诗》一卷”下注释曰：“(包)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戭，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阳)集》者。”本书收录籍隶唐润州五县(延陵、曲阿、句容、江宁、丹徒)诗人的作品，惜久佚，今人有辑本，论者考证是集编撰时间为开元二十三年以后、开元末之前⑤。光兴按：润州改为丹阳郡，事属唐朝天宝元年大规模“州改郡”之际，丹阳本东晋南朝京都所在郡名(今江苏南京市)，古地址也不在润州，则润州诗人诗歌选集名曰“丹阳集”，似以系于天宝元年州改郡润州得“丹阳”新郡名之后为宜⑥。至于新“丹阳县”诗人籍贯如何标示，因县名与书名所用郡名同名，其籍贯沿用旧县名“曲阿”也可以理解。以此为例，可将《丹阳集》之编撰系于天宝初年。 由本郡诗选《丹阳集》，进而作全国范围诗人选集《河岳英灵集》，这容易使我们将仅存书名的《荆扬挺秀集》想象成是范围适中的另一部诗选。书缺有间，不能确凿论之。这里可以进一步申论的是，由编《丹阳集》起手，后来编出《河岳英灵集》，一位关怀乡邦文物的选家，会否在他的全国诗选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派别性色彩呢？ 这可以分成主观、客观两方面来看。润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大运河的要道，是大运河与长江在江南一侧的交口，又背靠江东经济富庶、山水灵秀之区，西邻前代六朝文化中心江宁县金陵城(唐时江宁常合并入润州)，来往诗人络绎不绝，这些是润州不局限一隅的有利条件。但是，同时，润州毕竟远离中原两京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选家的选诗条件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方面的局限性的，他关注全国诗坛的目光，毕竟是从润州投射出来的。尽管文化中心也常具有中心的傲慢所带来的局限。从客观条件看，殷璠本人在润州(丹阳郡)从事当代诗选集，自然是以他所接触到的材料为限，他不了解或没有接触的诗人或诗歌，不可能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 客观方面的限制主要是地域性的，而主观方面的派别性尤其应该注意。《英灵集》是部口碑极佳的选本，而一讲到“派别性”又似乎就成了“不公正”的代名词，所以，历来论者基本上都不在此留意。我们如果不以“派别性”是个负面的称号，而将它与地域性因素作一些关联的观察，或许可以将该选集的文学史背景了解得更清晰。 选集，说到底，体现的就是一种评价。在诗人的评价方面，《英灵集·叙》对于当代代表诗人有一个列举与排名，曰：“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口头上、或大面上，殷璠明确推举王维、王昌龄、储光羲为当代诗人前三位代表，王维列名第一。这大概与开天诗坛流行的评价差距还不是太大。然而，如果通观全书选目及评论，不难发现，三位诗人在殷璠心目中实际占有的并非同样重要的地位。选家本人与王昌龄、储光羲二位有直接的接触与了解，并且衷心推崇，这是王维所不及的。储光羲是润州当地人，王昌龄当开天之际也曾在润州有活动。《英灵集》王昌龄评语透露：“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游。”证明殷璠与王、储二位有交往。二人的评语中分别称“王公”⑦、“储公”⑧，王昌龄评语又曰“两贤气同体别”，以二人为“贤”⑨，这一层的尊敬、推崇之意，《英灵集》当中是没有第三位作者享受到类似待遇的。而二人相较，王昌龄评语曰：“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选诗数量上，王昌龄以16首名列全书第一，王维、常建各15首次之，储光羲12首，更突显王昌龄地位之独崇。王昌龄评语在叹息王昌龄平生两遭贬谪、再历遐荒的不幸遭遇时，又曰：“及沦落窜谪，竟未减才名，固知善毁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⑩比方王昌龄之文才，为最美的西施。总之，综合全书各方面因素，《英灵集》备受推崇的第一作者的位置，非王昌龄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