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宗教描写。明代小说，既有对“三教合一”的宣扬，同时也暗藏着“三教争胜”的伏笔。到了清代，小说中三教之间争胜论衡的宗教情节几乎很难再见，更多呈现的是传统宗教与世俗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三教合一”的论调则更为浓厚。小说中涉及宗教的戏剧性情节往往和宗教生态形成显明的互动关系。由于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生态、宗教文化的变化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多语焉不详，所以明清通俗小说此类宗教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明隆庆到万历中期的三四十年中，是《西游记》、《封神演义》问世并开始传播之时。这两部小说都集中描写了宗教内容。初看起来，两部作品都力倡“三教合一”，如《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中，孙悟空的师傅须菩提“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其内容是“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而他给弟子们提出的修行目标是“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三家配合”、“佛、仙”同等，佛教和道教在这里几乎没有区别。至于上天世界佛祖、老君和玉帝互通音讯、言笑晏晏，更是屡屡出现的情景。 至于《封神演义》，则是正面论及“三教”话语最多的白话小说。如六十五回《殷郊岐山受犁锄》：“广成子曰：‘道虽二门，其理合一……古语云：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元来是一家。’”七十三回《青龙关飞虎折兵》：“昔日三教共立封神榜。”七十八回《三教会破诛仙阵》：“子牙对曰：‘三教圣人亲至，共破了诛仙阵。’”《子牙兵取临潼关》：“鸿钧道人曰：‘当日三教共签封神榜……你三人为三教元首……各掌教宗，毋得生事。’”如此等等。虽然上述“三教”所指不一，但是无论所指为何，上述引文的要旨都在于强调不同教派是共存的，是应该合作的；有时甚至提出“道虽二门，其理合一”的主张。另外，“金丹舍利同仁义”，分明是儒释道“三教”，而姜子牙所云，也指的是佛道两教的教主。可见，到了这一阶段，“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一个习见的话头。 但细考察，二书在“合一”的幌子下，却做足了抑扬褒贬的功夫。可以说，“合一”只不过是提供了佛道同台表演的舞台，而表演之中作者的立场却鲜明地倾向于某一边。如《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第一任师父须菩提被描写成高道，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本领能耐都源于道教，但最终却皈依了佛教，表面上可以解读为释道的合一，但实际上，须菩提这一佛教原型的菩萨恐怕是由于西游故事在佛道徒间几经易手而最终形成的非道非僧的矛盾形象。车迟国一节也存在大量严重敌视道教的情节。《西游记》让孙悟空扫荡了一个又一个妖道，这些妖道有的吃小儿心肝，有的谋命篡国。作者还让猪八戒把道教至尊之神“三清”像丢进茅坑；让道士们喝了僧徒的尿，等等。其中虽有戏谑味道，却也明显有敌视之意。而《封神演义》则把佛门大德，甚至燃灯古佛、惧留孙古佛、佛门三大士都编排成道门晚辈。把宋元以来佛道两家争执不休的黄龙禅师与吕祖洞宾的恩怨带到小说里，塑造出一个屡屡出乖丢丑的黄龙真人形象①。如此有别的鲜明态度，也就使得《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同引一篇《尊道赋》，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宗教立场。可见，透过“合一”的表面话语，二书各自的宗教偏向是非常强烈的。指出这些，对于更深入地阐释作品，特别是理解有关宗教描写的内涵，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这个话题还可以延伸一下，就是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和现实的宗教生态有何关联呢？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载： 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② 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史料，由科举考试的角度看社会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科举考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思想与文风理应规范。但不可避免的是，其思想、文风也是趋时而变。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三教混一”的风气是在嘉靖中期之后逐渐浸染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恰与白话小说的繁荣时间同步。虽然不能据此简单得出白话小说的宗教描写直接影响了科举考试，但白话小说反映出的观念与士人的观念变化有某种正相关，应该不是牵强之论。我们前面提到的“‘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一个习见的话头”，与这段史料恰可相互印证。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有关宗教生态的史料。《明史》卷一百九十三《高仪传》记隆庆初年，宗教生态的一次重大变化： 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滥员，仪奏，汰四十八人。③ 也就是说，高仪力反前朝宗教政策，仅太常寺一个衙门就淘汰了四十八名官员。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这样的：嘉靖朝佞道，道士邵元节祈雨有验得宠(这很像《西游记》里车迟国的情节)，其父封赠太常丞，其孙、曾孙皆任职太常寺，孙“啓南官至太常少卿”。后道士陶仲文复得宠，其子三人以及孙辈、重孙辈多人皆任职太常寺，贵者官至太常卿、太常少卿。而隆庆帝即位之初便清理太常寺，从中淘汰四十八名道教官员，同时削去陶仲文的秩谥，处死其子太常寺卿陶世恩，这便给全国朝野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国家的宗教政策从嘉靖朝的极端崇道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于是，佛与道的高低、优劣，又一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 这种动摇、调整中的宗教生态正是《西游记》、《封神演义》写作、定稿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重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在官史、野史中记载都相当简略，而小说中的描写却翔实而生动。我们虽不可把这些文学描写直接作为史料，但从文史互证的方法来讲，这些描写实在是明代宗教史、明代社会文化史的绝佳旁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