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1)06-0197-06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元朝前期是比较特别的时代。一方面，蒙元挟其军事征服强力以野蛮的游牧文化冲击着中原士大夫文化，废除延续了五六百年科举制，大批以学代耕的士大夫失去了生存依托，“以学为上”的价值观念被严重颠覆，“九儒十丐”成为无情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大批士大夫仍以各种方式在艰难地传承着传统文化，文化下移、乡校书院与宗族教育又非常兴盛。这在北方以元好问为代表，在南方以马廷鸾、王应麟、黄震等人为代表。在当时，除了这些以名山之作立身的大学者之外，还有大量士人以私人传学方式自觉充当了文化传人的角色。谢枋得、胡次焱就是这类人中的代表。与差不多同时期的诗学著作相比，胡次焱(1228-1306)《赘笺唐诗绝句选》一书篇幅不大，且是蒙学读物，既不像周弼《三体诗》那样专注诗艺技法，也不似严羽《沧浪诗话》注重诗学理论探讨，所论并不高深，新异之论也不多。然而，如果将此书置于元初特殊文化背景中，考虑到其时因科举的中止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学被边缘化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对此书的出现与流行的意义重加估量，并能体会到其中微曲与深隐之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谢、胡二人将传授唐诗活动作为传承传统文化、表达遗民之情及理学思考的一种方式，以下即对此展开分析。 一、亡国之痛，遗民之恨 胡次焱四十岁才中进士，年近五十才得一尉官，在宋代，他并不是一个得志者。但是，在经历了宋亡之事后，他仍感到故国难舍，旧君难忘，以此为人情之必然，并以遗民身份自居。其时，谢枋得持节不降饿死京城之事，在东南士林中影响甚大。他为谢枋得解诗作增注也是想以此来表达对谢氏的推崇。故其于评点中时时体现出这一种遗民情绪。这表现在他对晚唐诗中相关内容尤其敏感。如评韦庄《台城》曰： 烟柳如旧，本自无情，而多情者见之，因烟柳之如旧，而慨六朝之如梦，有无限感伤。坡词云：“多情却被无情恼”是也。某又谓“无情”有二说，人有情物无情，有情则慨叹兴亡凄然念旧，无情则不管兴亡依然如旧。人之有情，曾不若物之无情，其生茂自若也。此羡柳之词。台城柳曾亲见梁武之死，当为感伤，而烟笼堤上依旧葱蒨，曾不以国灭主亡动心，此责柳之词也，责其无情不顾兴亡终也。付兴亡于无可奈何，及其羡无情矣。“无情”二字意味深长也。(和刻本《胡次焱赘笺唐诗绝句》，以下引文不再另注) 韦庄一诗作于他流浪至江南期间，这期间正是“朱玫之乱”时期，韦庄原受幕主周宝之托北上向新帝襄王请事，可待回到江南后，周宝已被逐，他失去依靠。国事家事都让诗人无比伤感。北上之后韦庄已亲身感到唐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了，所以，他感叹六朝实际上也是在为没落的唐王朝感叹；他对台城柳“无情”的体认，多少也有一些自况的成分。身处乱世，希望自己也能像无情之柳一样，超于尘外，不为对旧情所扰。他既以苏轼名句释解其中的“无情”之义，以为“无情”为无可奈何之意：人羡柳之无情，不需为兴亡而感伤，颇合韦庄诗原意，唯有亲身经历了亡国变故者才会有此阅读体验。又如评长孙翱《宫词》言： 《金陵图》诗云“最是无情台城柳”，而此诗云“谁言水是无情物”，柳也水也皆无情物也，而或言无情或言其不能无情，在人比兴而已。以欣喜之心视物而物皆可喜，以悲伤之心视物，视物皆可伤。非物之变也，乃人心之变也。 本诗所写也是中唐以后常见的怀念玄宗的主题，中晚唐诗人在表达这一主题时，多含对开元、天宝盛世的向往情绪，但谢、胡的释解更强调其中的感伤之意，胡氏还将之与韦庄感叹南朝诗句作类比，显然，是因为诗中的伤君之思触动了他们自身的亡国之悲，故国之思。在这里，与其说他们在解诗，还不如说是他们是在以解诗方式来抒发自己的现实感受。由当时特定的阅读环境看，这种特殊的解读导向可能更具有接受效应，因为它能调动那一代人最强烈的情绪。 痛定思痛，在伤感中思索与感叹亡国之因，也是他们解诗的一项内容，又如评司空图《南北史感遇》曰：“尝闻评此诗者，以为红枝则易折落，虽见于人取易落，则适所以笺其天也，不若任于东风，以《郭橐驼传》证之，曰：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即折而怜之之谓，传曰：其置也，若弃。即不如抛之谓。此据事推意与诗题绝不相类。按梁武帝为侯景所迫，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复何恨。叠翁主武帝说一人何也。南史、五朝三十二主，共二百八十二年，内惟东晋后魏年代差永，余皆享国甚浅，所谓眼前易落者，殆谓此欤。佳人把唱新词曲未终，以欢乐短促，言把则欲以力留之也。惟向眼前怜落如前所述，世数怜则欲留之，而不可得也。不如抛掷任春风，则无奈何，一付诸天而折之，把之怜之终有所穷也。此说于诗题似通。” 他在阅读中对于王朝短命一事的反应与敏感，显然也是缘于现实的刺激，是亡国者对亡国之事的一种反思，也是对导致亡国的南宋君臣的批判。又如评吴融《华清宫》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