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6-0019-07 贺知章散文存世极少，《全唐文》和《〈全唐文〉拾遗》皆未收录贺撰墓志一篇，而新出土的六方贺知章所撰墓志就丰富了人们对贺知章散文创作的认识。本文则从史料角度分析贺撰墓志的价值。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开元二年十二月撰《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并序》，署“太常博士贺知章撰”①；开元三年七月撰《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颖川县开国男许公墓志铭并序》，署“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贺知章撰”②；开元九年十一月撰《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并序》，署“秘书□□会稽贺知章撰”③；开元十五年八月撰《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并序》，署“贺知章撰”④；开元十五年九月撰《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署“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⑤；开元二十年十一月撰《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并序》，署“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纂”⑥。从现存贺撰墓志的时间跨度看，为开元二年至开元二十年，这十九年间他应撰写了大量的墓志。 墓志作为一种文体，有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撰写的严肃性，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⑦。贺知章所撰墓志的主人大致生活在武后朝至玄宗初，而这一时期经历了则天称帝、韦后专权、睿宗复位及玄宗即位等重要历史事件，墓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在重大政治变化中士人的价值取向、仕宦机缘。下面从四个方面简析墓志的史料价值。 一、士人进身的途径 武则天当政，完全以一种新的皇权模式出现。女性为皇帝，其阻力是不言而喻的，故武氏必以非常之举待之。除强权政治下的诛杀异己外，武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行。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打破传统，不拘一格选取人才，在制度层面上使效力自己的年轻人才源源不断被输送到中央，参加新政权的建设。 三方墓志的主人就是以特殊途径走入仕途的，其中郑绩和戴令言大致为一类。 郑绩在“圣后诏郡国举贤良”时入仕，时间不详，但张九龄所撰《张说墓志铭》云：“初，天后称制，举郡国贤良，公时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书，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极矣。”⑧此事发生在武则天载初元年、周天授元年二月(戊申朔)。《资治通鉴》卷204云：“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⑨武后策贡士于洛阳，张说对策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大唐新语》卷8云：“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使]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⑩《登科记考》卷3据《唐才子传》卷1，列张说于垂拱四年应学综古今科及第(11)，《文苑英华》卷477张说《词标文苑策科》题下注为“永昌元年”(12)。《张说墓志铭》云：“起家太子校书，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13)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张说传》笺引陈祖言《张说年谱》，自689年至张说卒之730年(开元十八年)，正好四十一年(14)。 载初元年确有殿试，或称制举。《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31《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垂拱二年，解褐以护军任朔州北楼戍主。如意元年，改授渭州渭源镇副。载初九年应制及第，加上柱国，改授右武威卫绛川府左果毅都尉长上。万岁通天元年，救援平州立功，制授游击将军守右羽林卫翊府中郎将。”(15)这里有不可解处，垂拱二年为686年，如意元年为692年，载初不足一年，故九年当为元年之误，载初元年为689年。为何将692年事插在689年前？从王君历职看，如意元年为镇副，镇副一般在七品；载初为长上，长上一般在九品。因此，由长上升为镇副属正常，在时间上也是由载初元年之九品迁转为如意元年之七品。由此我们推断，王君“应制举及第”是武后载初元年(天授元年)二月的诏郡国举贤良对策的殿试。载初元年的“应制举及第”佐证了《资治通鉴》的记载和张说对策的准确时间。 《大唐新语》提到“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这句话应无问题，问题是万人应制，而及第者却极少。可能载初元年(天授元年)二月的诏郡国举贤良对策的殿试是首次大规模真正面向全国选拔人才的政治行为，故吸引天下士子参加，所谓“向万人”是名副其实的。但由于武后标准颇严，或者是武后将之作为政治宣传，结果并不重要，及第者极少才容易被理解。其实，给士子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载初元年二月的恶劣天气。张楚《与达奚侍郎书》云：“寻应制举，同赴洛阳，是时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艰辛，朝则齐镳，夜还连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乡，同为口号。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仆答曰：‘淇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将百对，尽在一时，发则须酬，迟便有罚，并无所屈，斯可为欢。此畴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复加屯踬。属公家竖逃逸，窃藏无遗，赖侨装未空，同衅斯在。殆过时月，以尽有无，巷虽如穷，坐客常满。还复嘲谑，颇展欢娱，公咏仆以衣袖障尘，仆咏公以浆粥和酒。复有憨妪，提携破筐，频来扫除，共为笑弄。此畴昔之情三也。”(16)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当年参加洛阳殿试的人非常辛苦；第二，当年初春天气寒冷。关于张楚文中提到的制举，有人将之视为开元五年的事情(17)。其实不然，张楚文云“寻应制举，同赴洛阳”，则殿试地点是在洛阳而非长安，开元以后制举殿试未言在洛阳举行。据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四章《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分析，唐代中央的科举考试地点，除武后时有在二京同时举行考试外，其后的代宗朝两都试举人是第二次(18)。而开元前的制举在洛阳无疑，张文中提及的“应制举”是在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