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1）03-0085-11 “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没哪部作品比《聊斋志异》地位更高、传播更快、流传更广。该作名称奇特，曰《志异》，或《鬼的故事》。”[1](P24－26)这段文字出自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之手。1867年5月31日，梅辉立在英文期刊《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第3期中，以《志异或鬼的故事》（The Record of Marvels or Tales of The Genii）为题介绍了《聊斋志异》。后转载于1872年《凤凰》（the phoenix）杂志第三期。该文虽篇幅有限，且以书评（Bibliographical）的形式出现，但对《聊斋志异》的介绍却饶有趣味。阅读此作，有利于学者们管窥晚清汉学家对于《聊斋志异》研究的一般学术水平；其中涉及的某些信息，如嘉庆皇帝对于《聊斋志异》的爱不释手，以及他对蒲松龄的推崇，非惟其他来华西士不曾语及，恐当时的中国文人亦不曾记载，这对于了解《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尚未有人对该文做过详尽分析。本文拟介绍其主要内容，并尝试着评价其学术价值。 第一，关于作者及创作缘由，梅辉立的介绍虽有错漏，但大致准确，尤其是他对“聊斋”二字的解读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说： 通常情况下，中国的小说家在著作上并不署名，有段时期，一些文名卓著的作品面世了，人们却只能在书中寻找内证以猜测作者。而《聊斋志异》却有别于此。作者蒲松龄是山东人，饮誉于顺治和康熙统治时期（1640－1720）。尽管他勤学苦读、皓首穷经，但在科举考试中却连最低的功名都没能得到，据说，为寄托孤愤，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狐仙、精灵、妖怪等传奇故事的搜集中，这些故事充斥于中国各阶层。是编初稿名《鬼狐传》（Ghost and Fairy Stories），但其友人认为该书名及内容不足以尽其才，乃增益他条，列16卷，名之曰《志异》（The Record of Marvels）。“聊斋”二字隐含着某种中国文人所喜好的意蕴。某日，作者叹息功名无望，所谓“老无聊赖”，于是名其书斋曰“聊斋”，意味着此后的书斋生活就是他唯一的寄托或慰藉。 我们不妨通过两方面比较凸显梅辉立之于“聊斋”释义的学术价值：一是他与同时代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相比；二是他与当代中国学者相比。 梅辉立和翟理斯均为晚清来华汉学家，他的汉学名望远不及翟理斯，但他对“聊斋”二字的解释却早于并优于翟理斯。翟理斯在1880年出版的《聊斋志异选·序言》（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中，明确反对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把《聊斋志异》的书名译作《书斋里的消遣》（Pastimes of the Study），也反对像梅辉立那样译作《志异》或《鬼的故事》。他说： 这两种译名均不足据。逐字对译的话，《聊斋志异》当译作“Liao-library-record-strange”，‘聊’只是作者给他的书斋所取的一个奇特的名字。该字的来源，根据一段真伪不明的轶事，可以追溯到作者落第后自己所说的一番话：“唉”——据说他曾如是说——“吾今已老，无才资矣”（resource）；他把书斋命名为“聊”，意思是说他要用他的笔去寻找命运未能让他步入仕途的才资（resource）。对于这个无法译成英语的“聊”字，我冒昧地代之以中文发音，以更清楚地表示书名的原意。[2] 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在抄本《聊斋志异跋》中说：“聊斋，其斋名也。”此后，中国学界基本沿用了这一说法，认为“聊斋”就是蒲松龄的书斋名。细读上文，不难发现，翟理斯接受了蒲立德的观点，只是他把“聊”字解释为resource。在英语中，resource有资源、才力、手段、智慧等多重含义。有中国学者曾将上文出现的两个resource分别回译为“聊资”和“才智”[3]，这种解释显然不妥。由于翟理斯所据的那段“真伪不明的轶事”难以考证，“吾今已老，无才资矣”（I shall now have no resource(Liao) for my old age）的中文原文亦不知究竟为何，但前后两个resource表示的至少是同一含义，这点应确定无疑。笔者结合上下文语境，姑且在此回译为“才资”。但无论怎样，翟理斯最终实际是放弃了追究“聊”字的确切含义，否则他就不会代之以中文音译了。 相比之下，梅辉立的解释虽然简短，但还是经得起推敲的，不少当代学者亦如是观。譬如，2008年，有中国学者撰文《“聊斋”名义考》，指出宋人邹浩与明人谭贞默都曾使用过“聊斋”之名，因此“聊斋”并非蒲松龄原创，蒲松龄或许正是借用了谭氏的“聊斋”来抒写自己的“心斋”。所以，“聊斋”之“聊”并非“闲聊”而是“寄托”之意；“聊斋”不是“书斋”而是“心斋”[4]。百余年前，梅辉立结合蒲松龄一生的仕途蹭蹬，用“老无聊赖”一词释读“聊斋”，“聊”之命义显系“寄托”。与当代中国学者不同的是：梅辉立并没有拒绝接受“聊斋，其斋名也”这一观点，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蒲松龄之所以选择这一书斋名，乃是因为“功名无望”，于是把“书斋生活”当成了“唯一的寄托或慰藉”。梅辉立虽然没有对“聊斋”进行字源探析，但他的解释却自然合理地回应着蒲松龄《聊斋自志》中所说的：“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哉！”[5](P332)其清晰明了也不亚于当代中国学者的分析。笔者由此深切感受到，19世纪海外汉学家用英文撰述的中国文学研究资料，虽错漏万千，但也确有耐人省思的吉光片羽不容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