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 形势。作为年轻一代的苏联领导人，他力图有所作为。上任之初即重申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并试图对苏联社会进行一番深刻的 改革。但是，在经济改革遇到重重困难时，他又企图从政治体制改革上 寻找突破口。于是，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民主化”纲领。作为实现这 一纲领一大支柱的“公开性”政策随即出台，并伴随着戈尔巴乔夫走完 了他作为苏联末代领导人的整个政治生涯。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 性”政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它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在苏联解体4年 多后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当不属无谓之举，或许能给我们某种 启示。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俄语中“公开性”一词最早见于彼得大帝实行“西化”之时，１８６１ 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开始较多地地使用，当时主要用于针对沙皇的专制 统治。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沙俄统治时期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执政期间 的政治生活中，“公开性”一词被长期搁置在词典里。“公开性”作为一 项民主是提出来，最早见诸列宁的著作中。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在反 驳经济派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责时就曾指出，广泛的民主原则应该包含两 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 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多次强调指 出，在苏维埃政府中，监督不仅应是群众性的，而且应该是公开性的。他 认为，尽管实行“公开性”对于被揭露的当事人来说是不愉快的，但对工 作却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他曾设想，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应当实行公开原则， “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②因而， 在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时期，允许公开讨论常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到了斯大 林执政时期，“公开性”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中，许多事情对外界 是都是保密的，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统计数家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 涅夫时期，公开性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都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上。③６０年代 末，持不同政见分子曾把它作为一项重要要求提出来，并认为“公开性－－ 诚实而完全的公开性－－是确保每个健康、也是确保我国社会健康的首要条件” 。④直到７０年代，“公开性”才越来越多地作为政治术语出现。１９７７ 年的苏联宪法曾经把“扩大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固定下来，首次 确立了其法律地位。但由于勃列日沓夫执政后期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缺乏生机 和活力，搞唯意志论，因而这一原则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贯 彻执行。直到１９８４年，戈尔巴乔夫又重新提到了公开性问题。他在１９ 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针对当时的官 僚主义作风指出：“公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 社会生活的准则。……党和国家的公开原则是同官僚主义弊端进行斗争的有 效工具。”⑤在１９８６年召开的苏共２７大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扩大公 开性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此后， 在其多次讲话及报告中，又不断重申，“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个领域是不 受批评性分析的”，“不可能有有受批评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批评他人权利 的人”，等等。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 把“公开性”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即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并说“我 们需要公开性就象需要空气一样”。由此可见，“公开性”并非戈尔巴乔夫 的独创发明，只不过是在他上台之后，赋予了“公开性”一些新的内容和表 现形式，并把它变成了一个响亮的政治口号，使之成为他推行政治改革的一 项重要政策。 “公开性”这个简单的字眼，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或许是非党时髦的。许 多人都想把它确切地翻译过来，但又无法把它的全部含义充分表达出来。单从 字面上秆，可以把它翻译成“开成布公”或“公之于众”，⑥而直译则是“透 明”。⑦苏联著名政论家布尔拉茨基认为，“公开性”就是最广泛地报道成就、 缺点有及存在的总是是批评的新阶段。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使舆论成为政治进 程、通过决议和对实施决议进行监督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公开 性”所代表的意思是：在政府事务中多一些坦诚直率，在政治辩论中、在新闻 及苏维埃文化中，让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彼此影响和发挥作用。⑧ 总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就是要使“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做的一切置于 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但善于利用一些关键词玩弄文字 游戏，而且有其特殊目的。他要“在西方造成一种对苏联更为有利的态度，… …利用公开性清除政治上的反对者”，“在苏联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中树立 一种革新精神”。⑨无论怎样理解，一旦“公开性”变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