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4-0184-06 以李东阳为首的所谓“茶陵派”文学主张，散见于其《李东阳集》中，《怀麓堂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则是其诗歌理论全面集中的呈现，首由其弟子王铎编刊于正德初。王铎之序有云：“是编乃今少师大学士西涯李先生公余随笔，藏之家笥，未尝出以示人，铎得而录焉。其间立论，皆先生所独得，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1]然而细按其诗话内容，其实所谓“独得”之见并不常有，反而是因袭、发挥前人之论者居多，但一百三十八则诗话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洵非苟作。知人论世，欲讨论《怀麓堂诗话》，当先对李东阳所处时代之特点以及其自身经历加以观照。 朱元璋以一介布衣在元末逐渐崛起于群雄，建立大明政权，若从他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在应天府即皇帝位算起，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明思宗朱由检自缢煤山(今北京市景山)，明王朝存续凡二百七十六年。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生怕江山易主，不惜翻云覆雨，对众多功臣和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大开杀戒，明初相当一段时期，海内文人的生态环境异常险恶，其时文人士大夫动辄得咎，一代文士高启、宋濂皆惨遭不测，开国有功的刘基也死得不明不白。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一回借王冕之口形容明初文人之困难处境有云：“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2]算是后人对那一段士人伤心史言简意赅的总结。明成祖朱棣暴虐恣睢，与其父一脉相承，有“读书种子”之誉的方孝孺因拒不为“篡位”者起草即位诏书，即被灭“十族”，株连甚广。这种对读书人政治高压的紧张态势，历经仁、宣、英、代、宪宗，至明孝宗朱祐樘在位期间逐渐好转。孝宗年号弘治，在位十八年励精图治，政治尚较清明。《明史·孝宗本纪》有赞云：“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3]但孝宗于明朝历史不过昙花一现，孝宗一死，人亡政息，继位者明武宗朱厚照正德皇帝既荒唐又荒淫。明武宗以后，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直到亡国之君崇祯帝，皆无足论矣。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从其曾祖辈，即以戍籍在洪武初流寓北平，故其生卒皆在京师(今北京市)，终年七十岁，赠太师，赐谥文正，备极哀荣。李东阳为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二甲第一名进士，时年方十八岁，旋选翰林院庶吉士，继授编修，从此开始了他任职中央与迴翔内阁的官宦生涯。他升任侍讲、侍讲学士，充东宫讲读官，皆完成于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以后，迁左庶子、升太常寺少卿、擢礼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迁礼部尚书、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则全为明孝宗弘治间事。他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即在弘治八年(1495)，这时李东阳年仅四十九岁。明武宗即位后，李东阳的仕途走上顶峰，正德元年(1506)以后，任内阁首辅多年，其间曾与权阉刘瑾虚与委蛇，自身避祸兼救护善类。明代诸帝曾被鲁迅戏称为“无赖儿郎”[4]，朱元璋、朱棣以后，明武宗朱厚照更将暴虐与荒淫发挥到了极致，气焰嚣张的刘瑾等宦官当政，正是在这位莫名其妙的帝王卵翼之下有恃无恐，作恶万端。《明史·李东阳传》有云：“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5]可见这时的李东阳虽贵为首辅，却难以发挥影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上述李东阳的简单仕履介绍可知，他风云际会仅在明孝宗弘治的十八年间，而此一期间正是明代最为清明的时代，其《诗话》也大约撰成于这一时期，自然带有一种气象恢宏雍容的融通意识。 李东阳少年得志，在官场上也基本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终生无大坎坷。他在京师为官，一生只有三次短暂出京，他工诗文、精赏鉴、擅书法，又长期处于与其前倡导台阁体的“三杨”类似的强势地位，“居高声自远”，一呼百应，其诗歌崇尚一度风行海内，实为当时诗坛之必然。在官本位的封建专制社会，李东阳凭藉其久居阁臣地位的优势，众望所归，论文品诗自不乏拥戴者，他也不必通过相互标榜的集结文社诗会等活动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更不必将一种文学主张极而言之或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旗帜，以求得士人的某种认同。较为宽松优越的生态环境是造就李东阳诗论趋向融通的前提，因而其论诗不必有故作惊人之语即可领袖群英，也不必独立门户或倡立壁垒森严的诗派即可获得众多的追随者，这是所谓“茶陵派”之流派意识远不如其后“前七子”或更后之“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浓厚的主要原因。明末清初之思想家王夫之极为反感明人复古派与竟陵派之开门立户，借用唐人李德裕所谓“好驴马不逐队行”之语，贬斥诗坛依门傍户之风。[6] 至明末，所谓“茶陵派”是否属于明人诗歌流派之一，文坛并无确切的评断。明末陈子龙《皇明诗选》卷二、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皆未承认有“茶陵派”的存在；而明人徐泰《诗谈》、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则已有“西涯之派”或“西涯一派”的指称。①明确以“茶陵”为派而称谓者，先见于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著录明顾清《东江家藏集》四十二卷：“清学端行谨，砥砺名节。当正德时，谏疏凡十数上。嘉靖初，力请停遣旗校，于时政皆有所献替。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醇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7]清末陈田(1850-1922)《明诗纪事》丙籤卷八选邵宝诗七首，有按语云：“文庄诗格平衍，其蕴藉入古处，则学为之也。在茶陵诗派中，不失为第二流。”[8]无论“茶陵一派”抑或“茶陵诗派”，皆为对这一面目不甚清晰又不甚自觉的流派的默认，近现代论者也就顺水推舟，明确“茶陵”的文学流派地位，在“人以群分”的思维定势下便于展开有关论述，因为从理论角度以诗派或文学团体为枢纽，的确可以沿波讨源，事半功倍。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诗话》的融通意识首先应当明了的。 《明史·李东阳传》谓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9]李东阳立身于明朝较为清明的弘治之治下，以其官居显宦的位置以及诗文创作的典雅工丽，不必在文学主张上刻意领异标新，就会有一批追随者围绕左右。作为其诗歌理论的专著《诗话》，共有一百三十八则，尽管其说大多是在前人论诗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因势利导，然而作者于融会贯通中也时时露出创作经验丰富积累下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