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难办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中国最顶尖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最 具中国特色也最“精采”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农业部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的温铁军以“一个普通农村调查员”的身份说：现在已经到了非要对这 个“三农”问题的真相做实在分析的时候了，否则江总书记在1995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说“恐会酿成大祸”的预言将不幸言中。 农业的真正问题并不是粮食问题 做为农村基层改革试验的研究人员温铁军首先对“粮食与通胀的关 系”提出分析：1993年以来的连续两年的粮食涨价和通货膨胀之间似乎 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命题。流行看法认定是粮食出了问题，认 定粮食和农副产品涨价占物价上涨因素的64％，断而认为是粮食生产不 足，由此又推论必须加大粮食生产的投入。但这却是一个很有问题、很 不清楚的思路。这一说法难以成立的明显理由之一就是：从80年代后期 至今，粮食生产一直波动不大且稳步增长，甚至在几个大灾的年份也是 如此，这就是说粮食生产并没有出现大问题。 温铁军早在1994年就提出粮食周期性供给过剩的警告，1995—1996 年粮食年度不但不会发生粮食生产不足，而且如果1996年不发生外贸、 外汇的异动和大调，甚至有可能出现再一次短期粮食供给过剩；可能又 一次出现流通部门限收拒收，压级压价，弄得不好再给财政捅几百亿的 亏空。他认为：不能单纯强调粮食问题，尤其不能以此掩盖真正的“三 农”问题。 再从“两个基本矛盾”说起 温铁军认为，“三农”问题背后的制约因素就是两个基本矛盾：一 是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而且日趋紧张；二是体制矛盾， 亦即城乡分割的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 在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中国为了高速度完成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不 得已推行“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化”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通 过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等手段从农村提取积累，在改革后又是县及以下政 府通过土地征用、土地工业化和商用化等手段继续从农村中提取积累， 其他城市利益集团通过上述手段从农村获取巨额收益。这样，第二个矛 盾大大加剧了第一个即基本的国情矛盾，加剧了本已高度紧张的人地关 系，加剧了资源紧约束作用。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由此着手。但可惜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上述体制矛盾的政策讨论，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而且由于体制矛盾的制约愈演愈烈，“三农”问题中的怪事也越来越多， 很多事都值得问一声“为什么”。例如：为什么农村中的非农劳动就业 率比重已高达36％以上，过剩劳动力和过剩人口均已数以亿计，却仍滞 留于农村而不能成为城市人口？为什么80年代每份土地转化为非农用地 所带动的非农就业为1:1.2，而90年代却已降为1:0.8，减幅高达50％ ？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率80年代中期以来一路下降，从10％降至5％， 又降到90年代的负增长，而新的增收出路又始终难以找到？为什么粮食 流通系统一方面亏钱挂帐，亏库少粮，对粮价和粮供越来越难说还有多 少作用，可另一方面仍然以国家名义维护垄断，粮食、财政、银行三家 的“官司”似乎永远打不清？为什么1994—1995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好 水平，反而引发长达两年的连续性粮价上涨？凡此种种，都是“就农业 谈农业”的观点所无法合理解释的。 农村的问题出在城里 温铁军说，50年代就是因为在粮食垄断贸易上政府无法对付一亿多 小农户，而不得不由毛主席“挥巨手”，号召“组织起来”搞集体化， 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全面否定了农民的财产权利，最终演成“极左 ”的悲剧，而改革以后重新恢复小农经济，所面对的已是2.4 亿户高度 分散的小农。而在改革16年后，我们还是试图凭借完全垄断的国有流通 体制来解决集中的城市粮食需求及分散的小农供给问题，硬要做到50年 代就已证明做不到、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更不可能做到的事。这就 势必造成“高度分散的小农供给与高度集中的城市需求之间的不对称” 格局，供需间错位错在严重的体制不对称之上。调查表明，我国小农土 地产业中有50％商品率为零，商品率低于30％亦即维护简单再生产的占 35％，商品率大于30％的仅占15％，而我国宋代小农商品率就是15％。 面对市场波动，小农天然合理的选择是“粮猪结构”，使之能有效地在 其内部利用粮价与肉价总是互为高低、正好相差一个生产周期的现象来 平衡，获得内部的综合收益，而在粮食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几次三番地压 级压价、限收拒收。上述结构条件下农民最自然的自保反应就是存粮不 卖，所以全国小农的户均存粮才会从80年代末的150 公斤一路升至1994 年的500多公斤，呈现出一种生产周期与供给周期不同步的特征。 决不 是没粮，也不是粮食生产不足，就是不卖，就是越来越缺少使过剩的粮 食进入商品流通的能力和办法。我们的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流通体制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