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春全国人大政协的“两会”上，由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后出现了近70次的“改革”一词，一时成为了中外媒体解读的关键词。而在此前的党的十七大六中全会也有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即提出了“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同时，作为中央顶层设计的事业单位改革蓝图，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事业单位在五年内(2011-2015)必须完成分类改制的硬性要求也正式公布。为此，传媒发展战略历来强调“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广东广电传媒也提出了自己的因应之道——应该继续成为时代发展排头兵。 一、先行先试 据中新网报道，广东在今年“两会”期间先声夺人：3月12日，国家广电总局与广东省政府在京签署《推动广东广播影视先行先试转型升级合作协议》。双方此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亮点多多，将使广东成为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的试验区和先行地之一。而这一省部合作的亮点按广东传媒的权威解读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十二五”率先实现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全覆盖；二是DRA数字音频技术项目将拉动高端电子产业发展；三是打造国内权威的纪录片交易展销平台；四是打造全国最大的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平台；五是以科技创新带动广电产业转型。对此，作为笔者的解读，则是一种兴奋之后的冷思考，即这一先行先试的省部合作协议，在努力解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或可争取到立项政策扶持之后，还应该再做点什么。事实上，在两会期间，广东真正对“改革”热词有所呼应并因而刮起南粤旋风的是朱小丹省长的记者招待会：首次亮相的朱省长在他37分钟的发言中提及改革一词65次，并指出要用革自己命的勇气，将阻力最大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而不遗余力，以此来回应汪洋书记多次强调的——30年前的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的改革主要是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的话。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但有很多必须管却没有去管好(的状况)，说到底是要让政府的职能归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于两会刚结束的“2012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也有鞭辟入里的言论：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原因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及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和决心“革”自己的“命”。联系到目前全国广电传媒行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已拥有公认的文化产业的核心地位，却反复无常，最终还是要突出自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孤岛”格局，定格在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特殊“飞地”，坚持事业大属性，以特殊论取代特殊性，进而强调本来最具改革成本的时政性媒体不适合转企改制，即使是曾大力倡导的传媒集团化与“制播分离”，实践证明多是“翻烧饼”甚而“瞎折腾”的作为，结局则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三年前就在与网友交流时曾如是说：我作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组织者、推动者，在实践中感到最苦恼的问题就是我们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赶不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能够同步进行。问题还在于，风从东来满眼春，当新一轮的改革以直谏政府自身弊端的面目出现时，地处改革开放前沿要津的粤广电传媒，当执意再树起先行先试的行业改革大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改革是传媒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这一思想再解放的胆识与胸襟；有没有与时俱进，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格局，追寻与社会、与市场、与资本接轨的观念与境界，当然，也因此决定阔别二十年后的今天，有没有重新屹立时代潮头的气场与资格。而此番在两会期间由省、部签下的粤广电先行先试的合作协议，给改革时代、给急于找到突破发展瓶颈的广电传媒业界所留下的空白与遗憾，让笔者再次验证三年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写过的一段话：“中国广电传媒作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舆论导向载体，自然也在成功地扮演着中国社会向着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最得力宣传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但它同时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其本身并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定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热情的践行者并化为有机组成部分，内在的原因与症结耐人寻味，也值得深刻反思”。① 二、特与不“特” 迄今为止，广东是否为传媒特区的言论与判断是颇有争议的。 一方面，特区当“特”。广东目前仍然是全国唯一公开对外开放天空的省份，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这决定了它必须比别人更注重全球的视野和应对的实力；并且它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努力“走出去”。广东的广电媒体长期以境外媒体为竞争对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曾动员内地各省输送好节目支授闽(福建)、粤(广东)，与港、澳、台媒体大打一场意识形态空中争夺战，并因此陆续赋予了广东相当多有“特”字印记的开放扶持政策资源。例如，培植重点，国家确保广东珠江台有雄厚的人力财力物力，定点覆盖香港；超越时空，较早赢得卫星广播电视开办权，强化开放区域传媒覆盖面与影响力；网开一面，允许一省有并列的省级上星台(广东卫视与南方卫视)，形成竞相斗艳、双龙出海格局；特批指标，引进节目，广东有超越他省的额外份额；情有独钟，鼓励广东电视台领军新媒体，跑马圈地，未雨绸缪；平衡央媒“走出去”，也得留出空域让人“走进来”，因而在开路网线上，不少于八套的境外电视节目批量涌入，应该说，这既对广东意识形态阵地、广告节目市场、广电人才队伍产生冲击，又为广东广电改革发展增加新的动力，还为广东广电对外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新的通道，从而在竞争中不断学习借鉴，在抗衡中不断成熟壮大。当然，广东也因开放而拥有一批理性而不盲从的优质受众，兼容、宽松、灵变、和谐的政治及其人文环境，预置并强化了社会开放的心理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免疫机制。 另一方面，特区不“特”。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因广东身处开放前沿，其广电传媒比全国各省同行多建了几个台、多上了几颗星(包括深圳卫视)、早领了几张新媒体业务开办的牌照等等，当成超越别人的本事而去炫耀。因为这种“特”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赚便宜之举，别人因此除艳羡之外，还会因政策资源的扶持偏向而产生更多的不平与忌妒，这也是国家广电总局历来从不公开承认广东是传媒特区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广东自身而言，中国的入世加速了它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但同时也把它前沿地带大写的“特”字，已化解为内地一样共享的统一的国民待遇。而跨境借鉴，树立世界眼光已不是她的专利特权。在大胆并规模性地引入西方传媒先进节目形态进行“本土化”改造方面，今天的湖湘、江浙、上海等地的同行，让昔日的广东老大哥鞭长莫及，更多的无奈是亦步亦趋，难有突破。 再就是，特区难“特”。从1993年算起，央视借助《东方时空》的创新和新闻资源的进一步垄断而恢复了其传媒的霸主地位；紧接着的是上海东方广电的异军突起与湖南传媒的上市经营，各领风骚，一直抢尽全国省级卫视的风头，而不甘之后的江浙，凭借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穷追不舍。从此广东老大哥一别二十年，除了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有几年在电视剧方面还略有成就感外，在业界来讲也羞于讲有别于内地同行的过人之处。新世纪以来，倒是特殊的区位优势让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从没有拉下广东的名分。只是多有先行先试的名分，却少了先天下而立的壮举，当年网络上有了令粤广电同仁尴尬的悖论嘲讽：“广东的电视节目影响力，和毗邻的湖南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相当；而湖南电视的影响力，和广东的经济实力相当”。虽然经济实力不能直接代表传媒水平，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则是一条铁律。今天，当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一个栏目就年创收近20个亿，当湖南上海广电传媒年创收百亿飘红、江浙广电传媒也立下三年志，勇闯百亿大关而争当全国省级龙头的时候，坐拥全国十数年第一经济强省优势的粤广电传媒，是不能再被难改收视颓势的广东卫视所“捆绑”，继续沦落在全国省级媒体的第二甚至是第三阵营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