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会化网络形式，如论坛、SNS、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2009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社会知识精英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他们凭借自己的言论，迅速成长为微博空间的新意见领袖。而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包括其公共性表现、影响力、局限性等，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作者的相关研究中，①已经结合实证调查资料和前人成果，分析、总结了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和状态；提出并论证了制约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本文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该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或者说，该如何介入微博，拓展话语空间，彰显中心话语权力，并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建构？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背景 (一)公共知识分子与其公共性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十年来，中外知识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意识，体现出公共良知的一群文化人。显然，知识分子的本义便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1987年，美国学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首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②在他看来，现代知识精英的学院化、专业化，正让其“公共”光环面临褪色，因此应强调“公共”两字，借此呼吁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也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有超越性的批判任务。③ 迄今，中国学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如陶东风、许纪霖等人，均沿用西方学者的基本界定。④《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也是遵循此标准，即：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⑤当时引发一些争议，甚至招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虚妄的公共性”的批判。质疑关键在于，在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谁能未经省察地戴上代表公共利益、具有良知道义的光环？而为便于操作，朱苏力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肯定公共知识分子跨专业的公共事务干涉，强调对媒介的利用；但采用中性价值判断，抽离了褒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意识和意义感。⑥ 我认同所谓“公共性”，不仅指面向公众发言、关注公共事务；也蕴含着代表公众利益、批判意识、公共良知和人文精神等多重涵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确实很难有超越阶级、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意识，完全置身于阶层利益之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很难苛求公共知识分子个体的道德纯洁；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来不缺普世价值建构及启蒙批判精神，“士志于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环境和传播语境中，我们无法回避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无论中国过去或当代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妨碍我们引用以上界定和标准，来关注知识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领域的话语权力和公共性身份建构问题。而本文在具体操作上，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指栖身于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人文科学学者；文化媒体人；部分作家、艺术家等。 微博“分享”与“裂变式”传播带来的表达自由，是人们最为赞赏的方面。但有了技术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人人获得了话语权。在西方政治学研究里，“话语权”(the right to speak)一词更多强调的是不受政治干涉的公民享有的自由，是社会公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兰西，福柯)。而在传播学语境中，话语权是公民自由表达权的一部分，指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空间，隐含着信息知晓权与接近权的前提；更指言语影响他人乃至舆论的“影响力”，即“话语权力”。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成为不同阶层行使话语权的有效方式。媒介话语权的争夺隐含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话语权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权力，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媒介权力。 (二)微博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技术赋权” 在现实的社会土壤中，“学而优则仕”也是知识分子内在的情愫。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全社会的意识中，一直存有极大的疑问，并非那么习以为常。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家体制与市场逻辑的奇妙作用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开始急剧分化，⑦批判性知识分子⑧处于失声状态；而媒体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二重奏，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虚假繁荣的公共生活。⑨当然，也有一批热衷于公共言说，具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以“公共”加冕，如王小波、陈平原等人。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深远，但人少势弱，而社会对其“虚妄公共性”的嘲讽和批判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变迁，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影响和冲击，也会促发社会话语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我们能够觉察到，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包括论坛、SNS、博客和微博客等，均是“分权化、去中心化”的媒介形式。它们的兴盛，可称之为一次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意味着公民表达自由权的拓展，大大增加了民主论战和民主干预的可能性和力度。像过去一样简单粗暴的控制信息流动已无可能，这激发了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