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2)03-0042-07 所谓“批评”，在学术研究的视野内，乃是对一个学科及其对应的具体社会现象进行的总体性反思。西方文学领域的批评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出现雏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Poetics)一书中，对诗歌的类型和样式做出总结并首次提出“模仿说”(mimesis)与“净化说”(catharsis)，形成了当代文学批评范畴内最基本的观念。文学批评如是，艺术批评如是，媒介批评也不例外。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学科是否建立起成熟、稳健的批评体系，是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相较古老的文学创作而言，大众传媒的出现已是相当晚近的事。尽管印刷术在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即已在欧洲普及开来，但直到17世纪，荷兰、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才出现定期出版的报刊；而这些依靠印刷术得到大量机械复制与广泛传播的文化信息载体，直至“便士报”模式诞生，才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在不足500年的发展与流变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从私人的、自发的信息交换行为，转变为公共的、自觉的、伴随着权力与利益分配的机构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的媒介批评学科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媒介研究者和媒介从业者对大众传播的发展加以反思和制衡的工具。尽管从实践层面讲，“媒介批评的起源是一个不可考证的源远流长的问题”，①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科、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研究领域，自觉的、成体系的媒介批评伴随着大众传媒发生、发展。正如学者指出的：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② 其实，即使没有受各方力量塑造的媒介机构，人类的传播活动也从来不是“纯粹”的。依旧是亚里士多德，在名著《修辞学》(Rhetoric)中即强调：交流的目的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对方的判断；而人际交流之所以需要修辞，原因便在于追求某种劝服的效果，即通过种种传播技巧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政治诉求。③语言学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也声称：“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非历史、非社会的系统结构，而是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充盈物”。④人类传播活动基因里的“说服”因素，在大众传媒出现后变得更为理所应当。作为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中的传媒组织，已不再仅仅是个体传递信息的媒介，其全部生产和运作过程均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力量的影响，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权力分配格局。 可以说，伴随着人类传播活动和传媒组织生产与运作过程的权力因素，是媒介批评作为传播学分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础。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往往是无意识的、隐性的，而媒介批评的使命即在于将媒介现象的种种“隐而未言之物”(what-goes-without-saying)揭示出来。⑤ 权力因素的存在，使得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往往根植于文化批评而非文艺批评传统。换言之，在媒介批评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看，判断媒介文本品质的高低并非批评的主要任务。一部电影故事讲得好不好，一条新闻报道手法高明不高明，一个纪录片视听语言运用得是否纯熟，不应被纳入媒介批评的考察范围，原因在于其将机构化生产出来的媒介产品等同于个体创造的文艺作品，这抹煞了大众传媒的本质。批评者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大众传媒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在文本、机构与受众的分析中发掘媒介的权力分配机制，使人们对媒介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产生理性的认识。 文化研究：考察权力的机制 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之前，西方社会一直在某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去把握这一概念的内涵。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将文化界定为“世人思考与表达的最佳之物”，而文化存在的意义在于“使上帝的理性与愿望盛行于世”，促使人们“向完美之物学习”。⑥而与文化相对的，则是“无政府状态”，意指从1867年英国城市中的大量工人阶级男性正式获取选举权而导致的“政治危险”。在阿诺德看来，文化的社会功能在于对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天性加以约束，从而使较为“高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得以盛行。19世纪前期的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继承并发扬了阿诺德的观点。他于1930年代出版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形成了对后世媒介文化研究影响深远的“利维斯主义”(Leavisism)。尽管文化依然被界定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精神领域的作品，但从利维斯开始，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开始被应用于大众文化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为雷蒙德·威廉斯等现代文化理论奠基人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⑦ 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于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做出的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用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的话来说：“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他为我们理解文化理论、文化史、电视、报刊、广播和广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