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九十年代上半期蓬勃增长的外商投资之后，第九个五年计划（一九九六 —二○○○）年可能是中国调整外资政策的时期。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开始，中国部分对外资企业的海关税收减免政策将会取 消。在讨论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时，人民银行一个主要反对意见是外 资银行在华分行的所得税率为百分之十五，远远低于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百分之 五十五和国内商业银行的百分之三十三。若容许外资银行进行人民币业务，与国 内银行竞争，一个先决条件是把所得税拉平，即是外资银行的所得税至少提高至 百分之三十三。这种平等税负的要求，亦见诸于银行体系之外。不少国有企业都 强烈要求把外资企业从目前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区和内地开放城市等税收优惠 地区所享有的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率，改为与国内企业平等的百分之三十三的水 平，以达到在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也符合国际多边经贸协议的国民待遇原 这种要求公平竞争的内部压力，亦与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的进度相符。一九 九五年里，中国的经济已经属于开放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使个别部门，如粮棉 收购因保障城乡供应在开放后重新进行国家专营控制销售，绝大部分的消费品和 工业品价格取消了行政干预，由市场供求决定和企业自行制订，能源和公共服务 设施（包括水、电、煤气等）亦逐步放开、或采取与市场供求相适应的浮动价格 ，与国际上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未遑多让。中国经济 差不多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在市场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的改革重点便转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 ，以使这个开放市场不会受市场上不公平的竞争带来扭曲转变，而降低市场机制 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因此，八十年代为打破计划经济所采取的种种歧视国有经 济、优惠非国有经济的措施便需要逐步调整。也因此，在国内市场上把国有企业 与集体企业、私人企业的税负拉平的同时，自然需把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负 拉平。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中国政府才可以逐步把经济体制的其他方面进一步自 由化，让在国内市场上活动的各类企业可以公平竞争，使市场机制发挥其配置效 早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推行财税改革时，中国政府内部便提出要取消外资 企业的各种税收减免优惠，但因考虑到外资的反应，议而未决，新的税制依然保 留外资企业原来的优惠政策，可是也由此布下日后取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伏笔。 一九九五年更有两件事情，促使中国政府调整外资政策。 一是中国本身的资金积累很快。一方面外汇储备近月来上升至七百亿美元， 而且由于外贸持续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会有所增加。若加上中国民间存在中国银 行的私人外汇存款，以及以往列入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银行的外汇存差，中国可 动用的外汇数额当在一千亿美元以上，更有可能达至一千五百亿美元。相对于一 九九四年全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百三十七亿美元（其中大约百分之六十是以进 口设备来替代现金投资），中国对外来投资的依赖实在不大，也可以减少。而中 国国内储蓄率极高，国民储蓄总额达到二七五七○亿元（一九九五年九月末）， 银行系统亦开始出现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的现象，国内资金供应充裕。由于中 国政府公布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实行比较严格的产业投资政策和偏紧的金融政策 ，以中国目前工业生产能力一般过剩的情况下，投资膨胀的机会将会大大减少。 因此，即使在投资方面，中国依赖外来资金作为补充来源的因素也会下降。此所 以中国政府在近日公布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外债增长的严格控制，以防止地方投资 失控，但与此同时，中央项目的投资则由银行增加贷款支持，以往资金匮缺的现 象逐步改善，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在控制总额（包括外债）的条件下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一九九五年开放始总结外资政策的得失。国家计委在 年初发表了一个内部报告，对外商企业多有批评，特别是指出技术转移缺乏，国 有资产流失，借用国内贷款过多和当年外汇不能平衡（外商企业当年调走的外汇 现汇比投入的还多）等。另外，香港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做法，亦多受到批评。 例如，香港兆峰集团广泛地收购国内陶瓷行业的企业，形成对国内该行业市场的 垄断地位。而中策集团大批收购国内企业的做法——所谓“中策现象”，也从开 始时国内媒介的吹捧赞赏，转变成为公开的批评。中国政府近月定出鼓励引进外 资的新的行业清单，也转移重心于基础设施和重工业，这与港台和东南亚资本收 购轻工业的倾向相背，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中策一类的收购方法有所保留，对外商 也不是一律欢迎了。 当然，碍于外资的压力，也因中国领导人对外界批评过于重视，第九个五年 计划调整外资政策的步伐可能开始不会太快，但在整个五年期内，相信会大致完 成，届时外商企业便需要面对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国民待遇了。 （《香港商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