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12)04-0005-05 在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而我们大学尚未担负好这一使命时，认真思考和讨论“理想大学”的问题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学的国家责任和人类发展使命要求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天职的大学，不仅不能满足于现在更不能简单复制过去。否则，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要停滞，这既是大学在近代以来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代替的原因，也是人们对大学的诉求标准越来越高的理由。 笔者在“百度”录入“理想大学”一词立刻有1460万个相关结果显现。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理想大学”的关注，其实也表达了人们对当前大学的某种失望。基于对我国大学越来越功利和充满物欲、丧失活力并由此引起社会广泛批评的原因，2011年9月新学年开学之际，经济观察网、搜狐评论、中德文化网联合策划组织了一场题为“何为理想大学”的讨论，约请了包括海德堡大学校长在内的8位资深德国学者和观点独特的8位中国学者，针对当前中德两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发表见解。策划者希望通过这种跨国的大学学者对话和交流，以期厘清“理想大学”的概念并找到“理想大学”的发展之路。其中有位中国知名学者对我们的大学发出了如下尖锐的批判：“中国的大学，正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1]在由刘道玉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亦语出惊人：“我们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故，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这些议论是否言过姑且不说，但笔者以为，在大学对国家及民族的发展和地位具有不可或缺之重要作用的时代，如果有点“当大学开始沉沦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的忧患意识，这对大学办学治校者不无敲响警钟的唤醒意义。 那么，什么是“理想大学”？“理想大学”有哪些特征？刘道玉校长说，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虽寥寥数字但内涵丰富，基本表达了“理想大学”的要义。若对此加以注释，笔者以为“理想大学”首先是个求学求知求真理及知识创造的地方，这个地方还不是一般的组织场所而是精神乐园，即如《圣经》所言是充满快乐的地方。这个乐园的独特性在于还必须以尊重知识、思想自由、学术民主为特征的学术至上为条件，否则，不能受外界干扰的真理之探索和知识之创造就无法进行，更难以成为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快乐的乐园。关于“理想大学”的特性，笔者亦同意刘道玉校长的见解[3]：其一，“理想大学”必须以人为中心，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志趣和选择权都必须得到尊重，实行人性化的教学与管理，使人的个性和智慧得到充分的解放；其二，创造性的思想必须贯彻始终，教师为创造而教，学生为创造而学，致力于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迎接以创造为特征的21世纪提出的挑战；其三，一所“理想大学”的精神之所在，她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不仅仅是对现实负责，她关乎的是影响终生的学问，以追求终极真理为目的。此外，他认为“理想大学”必须：以人为本，独立自主，思想自由，学术至上，学风民主，创造不止。 面对社会对大学的颇多诟病和批评，甚少大学领导人去思考大学自己对此负有什么责任，习惯的思维定势是把责任包括人才培养质量不高这样纯属大学自身的问题也推给政府和社会。当然，作为以政府投入为自己赖以生存条件的组织，大学无法也不能我行我素脱离政府的管控，所以大学的不甚理想确实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比如，教育家办学治校的问题已经被中央高层所认识，但我们至今不仅尚未形成让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甚至连有利于教育家脱颖而出的舆论环境都还没有形成。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就根本无视大学特有的组织属性及其对大学办学治校者的素质能力结构提出的特别要求，不仅不按大学领导者必需的德才标准考核选用人才，甚至把对大学组织毫无感性认识更无大学治校理想和治校能力的官员安置到大学任职。这种把大学纳进官僚体系遴选大学领导人的做法虽然不会立即导致大学毁灭性的灾难，但其对大学办学治校规律和学术特殊环境的无视所产生的渐进式、积淀式危害，对大学自身继而对国家民族未来付出的代价或许是难以估量的。 坦诚言之，我们高等教育质量尤其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高和改善的今天，应该从大学未能担负好自己基本使命的昨天和现在寻找原因。而很长一段时间来大学领导人的不甚理想是一个不能不咎的问题。据笔者所知，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大学及其人才培养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命运这样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真正以德才兼备的标准去遴选、任命大学领导人，即便不存在所谓潜规则的问题，但任人唯亲和依附录用现象并不鲜见，更有甚者是把大学作为调整和安置党政干部的“库房”。我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假借耶鲁大学原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之名行批评我国教育之实的那篇所谓“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之伪文章所说的，“49年后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的问题？其实，非也！ 1949年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大学领导人中就不乏既忠诚祖国又忠诚教育的，既有教育理想、教育思想又有办学治校能力的教育家，如刘道玉、朱九思、曲钦岳、张楚廷等校长就是典型之代表。问题是我们这些教育家或教育家型的大学领导人极其缺乏按大学规律独立办学治校的制度环境。如果大学校长以其独立风骨坚守大学之独立风范，对其个人而言或许就是悲剧。类似于我们为什么不能营造让教育家校长脱颖而出并赋予他们按大学自身规律办学治校的基本权力这样的问题，当然属于政府层面必须反思和解决的制度性问题。 大学毫无疑问也是社会需要并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她是有其不同于政府及其他任何社会组织之独特规律及游戏规则的教育和学术组织，其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特性决定了，就管理而言其只有走出体制之外，才能更好地履行体制之内的使命。欧美大学的成功就是鲜明生动且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案例。经典意义的大学是西方文化及其制度的产物，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提供经典大学有所作为的立法假设或制度原则是：学术的自由和民主，大学的独立和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