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2)03-0011-010 一、北大“平民教育”的发端：1918年的“校役夜班” 五四运动前后北大面向下层民众的教育活动，发端于1918年4月成立的“校役夜班”。这一年初，北大“第一寄宿舍诸生”集体致信校长蔡元培，称赞舍中校役何以庄热心向学，且“四书多能背诵，洵仆从中所仅见”，因此，“生等仰体先生奖学惠困之心，谨特奉陈钧座。……想君子成人之美，亦吾师所乐从焉。”① 这封信无意间流露出的，是在所谓“僮仆”与“士林”之间强烈的身份意识，这一点显然是蔡元培不能认可的，他除了将何氏“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酌增月给”以了结此事之外，在复信中便列举古今中外的不少例子来说明“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作工，并无贵贱之别”，并提出“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划，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②稍后，蔡元培便以校长名义发布文告，称“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计划开有国文(“识字及读本”和“文法造句”两项)、算术、理科、修身、外国语(“英文或法文或世界语”)等课目，每晚授课2时，“欲请诸君各以所长分任教科，愿任者务于一星期内函告校长室”。③ 这份布告刊出后不久，据说“报名愿任教科者已有三十余人”，很快又增加到50多人，可见学生的响应相当积极。④到了3月27日便召开“教员会”，商定了夜班的初步办法，计划分为3部，“国文、修身为一部，算术、理科为一部，外国语(世界语，英、法、德语)为一部”，“国文用白话，修身用演讲体，均不用教科书；算术兼用珠算，外国语为随意科”，入学范围以校役为限，“校外愿学者暂不兼收，俟本班办有成效时再议扩张”。⑤到4月上旬，筹备工作大致完成，遂于当月14日举行了夜班的“开学礼”。⑥ 在夜班开设的5科中，“国文”是占据核心位置的科目。理科、外语等科目，均依照国文程度分班并配合授课。⑦不过，担当夜班国文教学的北大学生们，并没有完全按照蔡元培原本的设想那样“用白话”而“不用教科书”，而是另行拟定了一个“国文教授办法”。他们首先决定“各班教授所用之参考书，采用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版者之二种”，随后根据全体校役现有的学力，分出甲乙丙丁4级和特、别2级共六班。其中甲、乙二班，学生均是已能作文，稍通文理者，故分别以1年或2年“造成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教授的是“文法”和“实用之模范文”读本，并须“按周作课艺”；丙班识字不多，拟“以一年至初等小学毕业程度”，也讲文法和“实用模范文”。丁班多属不识字者，“以令其识字为主要条件”，“文法从阙，读本以关涉常识之一事，依每课约含新字十字至十五字，编为白话短文”。至于特、别二班，前者“已超过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故“读本得酌量采用浅近实用之古文，文法暂定以一年略讲字句章节之法”，别班则“为粗识字及不识字而年已逾四十者而设，无成文之读本及文法，仅以演讲之形式，输入常识及新知识为主旨”。⑧总的来说，夜班初期的国文教学，模仿的是当时一般初、高等小学的办法，按照规范的“学校教育”方式，循序渐进地养成文言能力；至于对“已超过高等小学”程度的校役，授以“浅近实用之古文”，也是对当时中等学校“国文”理念的模拟，可以说这两点都和蔡元培原先的设计相去甚远。 蔡元培在校役夜班开学演说词中，强调的主要是“常人之意，以学校为学生而设，与校役何涉。不知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一责任”⑨。至于发端于校内的这些活动在什么时候，又如何向校外“扩充”，或者说学校又怎样和更广阔的“大社会”形成“联络”，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因应，他相当谨慎。虽在商定初步办法时，曾留了一个“办有成效时再议扩张”的伏笔，但直到1918年下半年，他在北京大学秋季学期开学时的演说中，仍强调对担任夜班教员的学生而言，其功用在于“养成人格”，并不急于将校内的“平民教育”推向校外。⑩这种谨慎态度，与其说是理念未及，不如说是一个实行的次第问题，其中首要的因素不是思想观念，而是客观条件。当时在北大，首先受到《新青年》系统的“新文化”较深影响的，是文科的青年学生，法科、工科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浅。仅从小小的夜班“国文”问题上也可看出，学生们的立场并不统一。这种实际情况，自然是蔡元培在酝酿、发起北大“校役夜班”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他在夜班的“平民教育”向校外扩张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 到了1918年10月，曾在夜班修身科任教，于当年夏天赴美留学的刘光颐写信给蔡元培，介绍他所就读的“惠斯康新省大学”的“校外服务(University Extension Service)”，认为此类“供给全州人民之不能来大学者以专门或普通智识”的事业，有必要在中国提倡，特别是“北京大学为灌输高深智识之唯一机关，倘能酌量情形，仿欧美校外服务办法，供给国人之不能来校者以求学之机会，夫子其许之乎”。(11)这种“校外服务”，其中根本的观念在于—— 社会文化之普及，受惠于大智大贤者，固不可没，而尤要有常识充足之中流社会，为之砥柱。盖社会风气，中流社会实左右之，中流社会之程度高，则力足以吸取同社会中先觉者之精神，遵其训导，而改进社会，中流以下者，模仿而已矣，观美国College教育之普及可知焉。吾国中流社会，缺乏常识，虽有贤者奔走呼号于上，视若未见，听若未闻，此改良社会之所以谓难也。(12) 刘光颐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结构，需要大学通过自身的教育“扩张”(Extension)，来带动一个“常识充足之中流社会”的养成。他这封信的主旨，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在蔡氏带头下，北大能以类似的方式，成为“社会文化之普及”的中心，并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砥柱”，凭借“智识”来“左右社会”。蔡元培自己对于这条思路，也并不陌生。早在1918年初。他就已经和北高师校长陈宝泉、京师学务局局长张谨等人共同发起“学术讲演会”，“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之学术分期讲演”。(13)到了1918年下半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日趋明朗，用“世界主义”来克服“国家主义”，以“社会革命”来超越“政治革命”，一时成为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论调。在这个思想潮流下，以“文化”而不是“政治”为中心来改造中国的思路，迅速形成声势。陶孟和当年6月在“学术讲演会”上讲“二十世纪教育新义”时便声言，国家所统摄的不过是“特限于社会一方面、社会生活之一部”，“凡不干涉政府若政治，而有影响于人人者，皆社会之属也”，所有“社会事业，皆可括于学校之中”，以“学校为其中心”。(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