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3－0001－06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取代了国子监、书院等传统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致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强制性变迁。然而，相对于制度变迁而言，文化转型则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毕竟，中西学术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西方学术自古希腊以来就奠定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认知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经世致用，即治学之目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如何通过人的行动来影响现实世界。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显著差异，导致“西式大学”植入中国后一直处于中西文化冲突的张力之中，植入的模式因而不停地发生变化，经历了从日本、到德国、美国、法国，再到前苏联的转换过程。模式频繁转换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选择一种西方大学模式来吸收和整合西方学术文化的过程，尽管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个过程被不停地打断而产生断裂，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这种文化的隐性选择作用从未停下脚步，甚至一直延续至当下。本文即是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百年进程进行分析，试图对西方大学模式植入与转换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行揭示，并给出自己的思考与解释。 一、以日为师与“中体西用”的悖论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模仿“泰西”建立的一批洋务学堂。这里的“泰西”是对包括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的一种泛称，表明当时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没有明确的模仿对象。甲午战败后，国人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中看到教育改革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于是转向集中模仿日本。晚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都是参照日本学制制定的。以国家名义创建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仿照东京大学建立的，带有浓重的日本味道。 “假道”日本而非直接效仿欧美国家，除了基于地缘、国情、成本等因素的权衡外，更根本的一点还在于，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成功地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威望，其教育改革的模式被视为“西方技术与东方道德相结合”的典范，这与晚清政府确立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不谋而合。尽管如此，中日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依然是有区别的。日本学者依田熹家指出，就像欧洲的现代思想是通过缩小乃至否定基督教神学的有效范围发展起来一样，始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现代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较早地将儒学的有效范围限定在道德领域，这就为日本早期的教育现代化清除了观念与政治上的障碍。①但在作为儒学发祥地的中国，经历千年的传承发展，尤其是在“儒学－科举－选官”的制度链条中，儒学通过与政治合流而在思想意识领域占据了坚如磐石的地位，要想把儒学局限于道德范畴是非常困难的，这无异于否定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正因如此，晚清的教育改革虽然选择以“日本为师”，但是改革的结果却与日本相去甚远，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富强国家的目标。以“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典型的例证。应该说，在“西用”的保护伞下，京师大学堂借道日本对西方大学的学习是颇富成效的，它在学科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形式等制度层面很大程度上“西化”了；但在观念层面，由于受“忠君”、“尊孔”思想的禁锢，“学术本位”、“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西方大学的经典理念，一直未能进入其办学视野，京师大学堂保留了封建官僚养成所的性质，远非“一所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式大学”②。在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西学与西方大学制度的输入是当然前提，但是，所输入的西学和制度如果不与中国的学术观念发生关系的话，转型仍是不可想象的。“中体西用”观框制下的中国大学无法向现代转型的瓶颈就在这里。 二、仿德国制与“价值中立”的困境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思想领域的解禁提供了社会条件。此后，在一批开明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相继输入，并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中，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成张力，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博弈与融合过程。首推大学观念现代化改革的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蔡元培曾游学德国多年，深受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熏染，对德国洪堡式大学推崇备至。民国初年，在他的主持下出台了以《大学令》为代表的一系列带有德国印记的高等教育法令，启动了高等教育改革由仿日向仿德的转变。但由于政权更迭，这些法令并未得到很好实施。直到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才将德国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倡导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植入北大，使北大从一所腐败的官僚养成所变为真正的现代新式大学。 北大的成功改造不仅标志着中国大学跨入了现代的门槛，更值得重视的是，它对中国整个学术文化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是为政治现实服务的经世致用之学，科学技术知识则被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难以获得系统发展。清末，西方科学知识虽然已对中学产生了强烈冲击，但在“中体西用”的文化框架中，它们仍然只限于“有用之术”而被引入，至于“术”背后的学理，则不在考虑之列。这种“重术轻学”之风直到民初仍然盛行。而此时的蔡元培却从德国“以学术振兴国家”的经验中看到了纯粹学理研究的价值。当然，他也认识到这种文化观与中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③是相对立的。因此，中国要振兴学术，首先必须改变意识形态化的学术传统，建立一种像德国大学那样自由的大学。循此思路，蔡元培对“学”与“术”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指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④。并借鉴德国双轨制，提出了“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⑤的分类办学思想。蔡元培“学体术用”思想的阐发，打破了“中体西用”观对中西学的主次、高下之分，使清末以来一再被延迟的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得以启动。北大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而鉴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尊尚学术研究的自由之风，又通过北大的成功办学波及整个思想界，因而，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才有“其影响所及，决不止于北大，而在于全国；其所改革者亦不止于教育，而在于整个文化”⑥的评价。 蔡元培导入的德国大学精神，可谓点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门”，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地震”。然而，这场震动虽然剧烈，却时间短暂，且难以深入。究其原因，还在于建立在“纯学术”基础上的德国大学的自由理想，很难被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知识界完全接纳。德国知识分子一贯坚守“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认为，学术从长远来看必然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更非学者一人之力所能推动。因此，学者应该将研究限制在“认知”领域，而不应踏入与社会政治生活直接相关的“行动”领域，惟其如此，才能要求学术自由的权利。正是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原则，德国大学发展成为典型的“象牙塔”。而秉承经世致用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形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认知传统，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参与、评议和监督国家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更激发了中国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热情，致使他们难以远离社会政治现实而安心于纯粹学术的长期积淀。可见，“价值中立”引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知识自由”与“社会良心”之间选择的矛盾冲突，也就注定“象牙塔”式的德国大学模式在中国难成主流。正因如此，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虽然是20世纪初中国大学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只是在蔡元培个人地位与人格力量所搭建的平台支撑之下进行的，难以获得持续的制度化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宣告了德国大学的自由理想在北大的破产，而之后北大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向美国模式靠拢的变化。这一趋势虽然与蔡元培之后的主校者的留美背景有关，但与当时中国大学界盛行的“美国风”也是相呼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