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5-0029-07 一、引言 近年来，受到公共领域管理变革的影响，新公共管理成为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政策变革的主流思潮。我国近年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也呈现出新公共管理的部分特征，体现了新公共管理思潮所推崇的一些管理技术和手段。而作为高等教育核心和基础的学术工作，也深受其影响，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征。我们曾经就大学教师聘任制改革带来的学术工作分割与分层的议题进行了探讨[1]，在此，本研究进一步关注以下两个问题：我国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变革体现了哪些新公共管理的技术和理念？这些技术和理念对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两年国内主要报刊关于学术工作的讨论进行文本分析，并在2009到2011年间对60位高校教师进行了正式访谈，60位教师分别来自“985”高校、“211”高校和普通高校的文、理、工、商四类学科，教师职称涵盖讲师、副教授、教授。访谈的数据可以与文本分析的结果进行三角互证，增加了数据的可靠性。 本文首先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背景、概念、特征进行介绍。进而，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年来的几项变革为例，来分析这些技术和手段是如何在政策文本中进行本土化的阐释。研究结论部分，结合实证数据说明新公共管理思潮对学术工作产生的影响，并对我国学术工作的本土化特点进行总结，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于高等教育新公共管理变革的讨论。 二、新公共管理与高等教育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促进了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却使民族国家公共部门的作用机制和方式发生转变。[2]旧有管理模式效率低下的弊端凸显，国家需要回应疲软的经济表现、财政赤字以及更多的公众期望。[3]更多的关于政府失灵的讨论使得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各国的公共部门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观念的影响，并结合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人类利己行为的假设[4]，“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关注公共服务的结果和产出，而不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和规则，进而认为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技巧有助于提高服务的效率和效能，市场竞争取代集权的科层管理才能使公共财政的“金钱价值”最大化。[5][6][7][8][9] 新公共管理特别强调问责这一管理手段。事实上，问责在大学中的出现远早于新公共管理思潮，但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在于：关注和强调了消费、管理和官僚问责，而以同行评价为媒介的专业问责被边缘化。[10][11]根据回应对象的不同，问责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政府和联邦负责的官僚问责；通过专业团体进行保障的专业问责；通过市场形成的消费者问责；对雇佣的学校负责的管理问责。[12]在新公共管理的问责中，为了避免繁琐的、专业的、过程性的控制，将所有活动都简化为可测量、可比较的表现指标，以实现管理层对专业工作的控制。当这种以表现指标为标准的问责走向极端，便是表现主义。[13]表现指标自身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必然带来诸多问题：(1)表现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如何保证。(2)评价指标的即时性与教育过程的缓慢性、多因素性、风险性之间的矛盾。(3)评价指标的滞后性和惰性，无法反映教育发展的最新需求。[14] Keating和Shand[15]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1)关注效率及效能，是否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预期利润；(2)去中心化的管理环境，重视问责及有效的反馈机制；(3)通过公共部门之间的仿市场导向的竞争，为顾客提供选择的机会；(4)灵活地运用更多的成本－效率机制来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使用者付费、教育券和专利的贩售等等；(5)用结果问责的机制取代对所有细节都进行管理和控制。因为公共制度安排、文化背景、公共权力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新公共管理的形式与技术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同。前官僚—学术寡头国家(如：德国、法国与意大利)多发展出“效率导向”模式，而英、美和荷兰等国则有“顾客/市场导向”的特征。[16]因此，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基于社会文化和制度差异，新公共管理理念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也是本文欲探索的问题之一。 大学治理方式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关注的焦点。以往的大学治理强调“同僚管治”(collegial governance)。其依据在于：一方面，以洪堡(A.Humbold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大学是以“求真”为目标形成的学者和学生社群，学者的自治是大学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17]另一方面，学者在自身知识领域的权威性使得其他没有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员无法管理大学和学者。[18][19][20]，学者的自治有了双重的合法性基础。学者的自治形成了一种以“最少层级和最多信任”为特征的大学运行方式，在这样的大学中，自由地探究真理成为可能。[21][22]当然，这种“同僚管理”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不同的时期、国家、大学、学者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与“同僚管理”模式共存的是“官僚科层”的治理形态，即将大学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大学的人事、财政和教育内容等都在政府科层管制的计算规划之下。[23]表1是同僚管理与新管理模式之间的对比[24]，为我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公共管理主要采用了“以表现指标为基础的结果问责”、“仿市场导向的竞争”、“多元化资金来源”等具体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下文将沿着这三个方向进行分析。
三、近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