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2-0100-07 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跨越式发展，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学科建设，抑或是教学质量都有了很大改善。但随之而来的因大学行政力量膨胀而导致的失范行为屡有发生①，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精神正在消失。工具理性下的大学偏离了教育，大学的“学术团体行政化”②、“行政团体学术化”③以及“学术评价的非学术化”屡遭诟病。中国大学现今正面临着之前“农村土地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同样问题——“行政化”，以及同样的发展路径——“去行政化”。 解读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践蕴意可知，其目的旨在解决当前中国大学存在的“行政权力泛化”问题，实现学术风气和教育品位的提升④。然而，概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作为理论概念，“行政权力”蕴涵隽永，言近指远，即便其提出者也未能就其内涵、构成等达成共识。⑤这一概念移植到中国之后，虽然已有研究的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对行政权力的认知忽略了“范畴应与特定的环境背景相联系”的现实，致使研究中没有对行政权力的特质性与普遍适用性进行区别，因此无法刺透“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遁词防线，讨论难以深入，常常成为真空中的论坛。理论与现实的背离，必然不利于厘清中国情境下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对大学治理关键制约因素进行提炼、涵盖与整合，更难以有效解释大学运行的深层动因与机理。 基于此，本文拟对大学行政权力这一命题予以解构，旨在探讨这一范畴的价值逻辑，解析行政权力在当下中国的真实语境，诠释对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治理边界，以期在理论上全面认识行政权力，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行政权力治理大学内部事务，进而避免学术权力的缺失和弱化，确保大学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运转。 一、大学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 从欧洲中世纪大学至今，大学的发展已有逾千年的历史，其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世纪大学，最初仅是出于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或协会)，⑥在当时被称为教师大学或学生大学。其产生的内驱力是欧洲社会的复兴、城市的发展、西方社会专门教育机构的缺失及“哥利亚德”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⑦由于中世纪大学一开始并不存在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行政权力也就无从谈及。 随着13世纪初教皇和君主对大学创设的介入(主要指“特许证”制度)，使得大学逐渐拥有了诸如设立特别法庭、凡外人与大学生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审理、大学教师具有裁判权、大学师生可以免除赋税及服兵役的义务、大学有罢教和迁移的自由、有授予学位及认定教师资格等权力。⑧从权力内容看，这些权力正是有别于神权、王权和政府权的大学权力，并且更多地指学术权力。如果说此时大学行政权力只是初步显现的话，那么进入18世纪，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人文思想和科学理性激起了大学的变革，诸如德国哈勒大学以及哥廷根大学等一批新兴大学的崛起，则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行政权力。 自洪堡以后，大学创造知识的功能被纳入了理论和实践的视野，意识形态和兴趣有力地结合到了一起，科研和教学统一的原则得以确立，⑨科学研究成为大学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模式一度成为“19世纪大学的理想模式”。⑩美国将这一组织移植到本国之后，在继承了英国、德国大学部分功能的同时，经过“突然变异”，形成了组织内以系为基础的学术权力架构，更好地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11)在上述大学机能的变化中，在学术人员逐渐从繁琐的行政事务脱离的同时，行政权力也随之在大学中得以进一步增强，并与学术权力形成了互补关系，(12)成为大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20世纪以来，克尔所言及的“多元巨型大学”在以“探究高深知识的需要”为理由向外部社会要求自治权的同时，学术领地“分门划界”的做法和学科规训制度强化了各个学科在大学内部的独立性。面对着来自内部的各基层组织同样理由的自治和分权诉求，大学形成了“双重自治结构”，(13)催生了大学管理的专门化需要，加之学术研究对于资源的依赖，使学者不得不受雇于拥有资源的科层组织，大学行政权力的作用日益凸显。现代大学在保留、继承了传统大学的学术性、教育性和文化性，致力于高深知识传授、传播和创造的同时，也开始更加注重通过行政权力的恰当运用，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以实现组织效率的提高。 由此可见，当大学由“学术共同体”嬗变为“学术—行政共同体”时，学术权力不再是“自主管理大学内部事务”的唯一权力，行政权力如影随形地介入了大学内部事务，(14)并且成为大学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从生成与演进的视角来看，大学行政权力内生于大学的巨型化、科层化和专业化，强化于对大学组织效率的追求，制度化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和组织的正式任命。其背后的合法性源于一国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规范下社会公众的“共有信念”，其价值功能在于保障“学术自由”，落实“学术权力”，使学术人员能够专注于“研究学问”以及弗莱克斯纳所说的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15)。基于此，大学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可表述为：学术人员(或大学教师)对“学术本位”回归的诉求。 二、大学行政权力的中国语境 1.行政权力的“学术”定义：中外差异 行政权力作为大学权力的一种现实表现，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但关于何谓大学行政权力，理论上却莫衷一是。回顾已有研究，早期对大学行政权力的阐述是内化于学术权力之中的，并没有直接提及。例如，在对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七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克拉克将大学学术权力解读为从高等教育管理的最上层(即国家)到最基层(即教师)的各个层次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所享有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权力，并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个人统治、集团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魅力权威、董事权力(来自于院校)、官僚权力(来自于院校)、官僚权力(来自于政府)、政治权力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寡头权力等10种。(16)从语义上来看，在诸多的权力类型中，克拉克对董事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界定就属于行政权力范畴，只不过没有明确说明而已。大学行政权力在西方学者中的模糊界定，其背后的深层次背景和根据在于他们所在和所观察到的西方大学，其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内生的、服务性的，无论是来自于政府还是来自于院校的“官僚权力”都服从于学术活动及“学术权力”。在这种关系形态下，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是“大学术，小行政”的关系，符合大学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