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时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直辖领土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出现了一个历史学教授职位的空缺。正当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按照德国大学长期以来实行的教授聘任方式，拟出聘任推荐候选人名单，准备上报教育行政当局时，却突然接到了政府公告：德意志第二帝国宗教、教育及卫生部已决定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增加一个历史教授职位，并且直接任命了新增教席的教授——年仅26岁的天主教徒、历史学者马丁·施潘(Martin Spahn)。 这一任命立即激起了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们的强烈不满。1901年9月9日，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以“不寻常的方式直接地向皇帝提出抗议”[1]，表示拒不接受这一任命，并将矛头直指主导这次任命的官员——德意志第二帝国宗教、教育及卫生部主管高等教育与大学事务的教育司司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lich Theodor Althoff)。但是，出乎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们意料的是，皇帝迅速表示支持阿尔特霍夫的决定，不容分说，“发送电文至哲学系告知其任命马丁·施潘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2]，并“将电报内容公布在柏林的媒体上”[3]。 施潘的任命立刻在德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德国主要媒体报道和议论的中心事件。当时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报刊《法兰克福报》等都站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这一边，对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粗暴干预大学的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1901年11月15日，著名历史学家、阿尔特霍夫的好友蒙森(Theodor Mommsen)在《慕尼黑晚报》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无前提性》的文章。[4]他指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信仰任命教职的做法直接侵害了大学的学术自由，这种行政行为使人感到德国大学在学术自由问题上的倒退。 经过慎重考虑和与同事协商后，时任慕尼黑大学校长的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组织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同大学的教授联名向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这次抗议活动“得到了普鲁士以外的德国大学73%教授的支持”[5]。 德国学术界对任命施潘的质疑和指责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在聘任一事上完全忽视了大学传统的教职推荐权，在人选上没有与大学进行任何沟通就进行了独断的干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而在“国家事务学科”(包括中世纪史与现代史)的教席上安置一个天主教徒，则更令教授们震惊。此外，由于当时学术界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天主教徒及天主教思想破坏学术自由的担忧，这场抗议也因施潘的天主教背景而演变为一场关于学术与宗教关系的大规模争论与学术抗议活动。 此外，学术界对施潘的任职资格产生了质疑。在被委任前，施潘只是波恩大学一名年仅26岁的历史学编外教授，并无出色的学术成就。如此年轻且业绩平庸却被任命为教授，这无法不令人猜疑这项任命背后的动机。学者们很快得知，这位年轻学者的父亲是当时德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天主教中央党的党魁彼德·施潘(Peter Spahn)，这更引起学界对这项任命的不满，他们对阿尔特霍夫的这种向党派与高位的“谄媚”行为表示极度的厌恶和鄙视。[6] 由于学术界的强烈反应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同年秋天，马丁·施潘拒绝了这一任命。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会令别人对他产生误解，即他在学术聘任中享有优先权(此后，他在科隆大学任教，讲授近代史，并积极致力于政治事务)。一场轰动一时的学术—政治事件即“施潘事件”至此结束，但其后续效应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至今仍发人深思。 在学术界强烈反对任命施潘的同时，在政界，虽然部分“老派普鲁士政客”对阿尔特霍夫的“有利于天主教”的政策表示不满，但大多数政客和官员都对阿尔特霍夫的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7]当阿尔特霍夫由于“施潘事件”频遭攻击而萌生退意的时候，许多政客为其辩解、叫屈，德皇则极力挽留。[8]之所以会出现政界与学界的尖锐对立，是因为施潘的任命具有复杂的政治—宗教背景。 1871年，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原属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北部被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并由帝国政府直接负责管理。由于长时间为法国的属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80%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宗教与教育事务的管理保留了法国的原有体制。 1872年，德意志帝国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首府斯特拉斯堡重新建立斯特拉斯堡大学。尽管地处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区，但斯特拉斯堡大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新教色彩”与自由主义风格[9]，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受到排挤。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中“只有1/3是天主教徒”[10]。教师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11名讲师中，有11位天主教徒、83位新教徒、15位犹太教徒以及2位无信仰者；在44名教席教授中，仅2人为天主教徒、4人为犹太教徒；35位编外教席教授中也只有4名天主教徒、5名犹太教徒。”[11]与此同时，由于沿袭法国原有的做法，大学不设神学院，教士的培养由当地天主教会直接管理的大小神学校负责。大学与宗教教育的分离使得教士培养被严重“法国化”了。早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德国之初，德国政府就努力推行旨在削弱天主教会对教育的影响，通过世俗教育实现“德国化”的各项政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重建时，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就曾提出建立神学院的设想，但“最终因政府与主教对于学院教师推荐权的分歧而搁浅”。[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