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2-0096-08 民初，由庚款留美生、各类官费留欧美生和自费留欧美生共同组成了一支前所未有的欧美留学生队伍。据黄炎培统计，1914-1915年留美学生1248人中，庚款留美生约320人，省费留美生约160人，其余都为自费生。[1]由他们大力倡导并参与的1922年新学制及课程改革是一次承上启下的教育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1923年开始，商务印书馆依照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程委员会所定课程纲要编辑出版了一套新学制教科书，它集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智慧于一体，出版后反应很好，恰如《这本书儿》一课写道：“你也爱，我也爱，这本书儿真不坏。这面有故事，那面有诗歌；诗歌真是好，故事真是多。故事多，诗歌好，图画也不少。快快看下去！有没有大的牛、羊，小的鸟？”[2]琅琅入诵的文字，仿佛听到清脆的童声从耳边飘过；自由轻松的气氛，宛如初夏晨曦中一束明丽的阳光，透过河面的氤氲和树影的婆娑，照进我们的心田。穿越岁月的风雨、动荡、喧嚣与浮华，今天，我们细细品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时，无不惊叹这套教科书编撰者中欧美留学生之荟萃、无不震撼其从形式到内容对儿童生活与儿童心理的关注、无不折服其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创新……虽然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但在繁华与时尚的变迁中，我们仍可透过这套教科书，来探寻中国现代教科书走向成熟的历程。 一、彼时的风气：海洋文化的韵致与情境 历史总是有因由的。民国初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与封建复辟，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社会变革不仅是政治制度的革新，更是深层的文化改造。于是走过清末的狂热与民初的迷茫，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开创的勃勃生机中，欧美教育思潮风卷中华大地，教育界积极酝酿新的变革。 1.那是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 1918年开始，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访问中国。如杜威，他是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教授，也是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在哥大求学时的导师。五四运动前夕，他们三人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新体育社等团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自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杜威在中国住了2年2个月12天，足迹遍及14个省市，大小演讲200多次。又如孟禄，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著名教育史学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行政专家、美国国际教育会远东部部长，也是陶行知的导师，1921年继杜威之后受邀来中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京、津两地教育界专门成立了一个“实地教育调查社”，全程跟随他考察。1921年9月5日—1922年1月7日，他前后在中国待了4个月零2天，演讲66次，历经9省27个城市及许多乡村。陶行知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说：“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之前和至今都没有再出现的时代——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3]据记载，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达160多人。[4]这批留学生所修学科有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乡村教育、家事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学等，几乎囊括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中国教育研究会”，每周一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5]1924年4月12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率领一个“国际大学访问团”乘船抵达上海，他是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来华访问的。这些大师的中国之行以及沐浴海洋文化的年轻人纷纷归国，形成了一道绮丽而独特的历史风景。 2.那是一场成功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 孟禄来华调查讲学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教育独立，“即中央对于教育，规定方针指导则可，管理干涉不宜。学校制度，教材，及教学法，应由各地方，按照本地情形为之.”[6]军阀混战和“弱政府”的现实，为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境遇。在关注1922年新学制的提出、起草及整个议决过程时，我们发现新学制是由代表民间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①提出草案、最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新学制以儿童身心发展为依据，采用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标准，将整个学程分为三段。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的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的思想指导下，于1923年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设置作了规定： 小学设立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地理、历史(公民、地理、历史三科初小合称“社会”)、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 初中必修的课程有：公民、历史、地理、国语、外国语、算学、自然、图画、手工、音乐、体育。从初中开始实行学分制，中学一律采用选课制，分为社会科、语言文学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六科，并实行学分制。 高中实行分科制，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公共必修课包括：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这是不管哪一科都要修的课目。分科专修课反映不同的科目特色，第一组科目为特设国文、心理学初步、论理学初步、自然科或数学一种。第二组科目为：三角、高中几何、高中代数、解析几何大意，以及物理、化学、生物选习两种。纯选修课反映各人不同的兴趣爱好。[7] 1922年新学制明显反映了五四时期人文学术科学化思潮对学校课程的影响，其中以欧美留学生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场教育改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惊鸿一瞥：凝聚全新视域与寄托的教科书盛宴 “学制从硬性的变成弹性的，固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内容而不在学制的系统。”[8]1922年新学制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十分清醒地提出上述观点。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细细翻阅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教科书时，海洋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扑面而来，这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是吸收东西文化后气象恢弘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构筑了中国现代教育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态。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并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文化自新运动。“整整一代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这场——用胡适的话来说即‘再造文明’运动，而他们共同的聚焦点便是教育。”[9]正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的很少，但是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力量就无限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