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1-0003-10 现在，人们一般都把大学称作是“学术共同体”，这是因为大学在本质上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为学术而学术，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身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与向往。并且，由于学术、知识、知识分子等概念与理性密切相关，因而，“学术共同体”又被称作是“理性共同体”。事实上，强调大学是“理性共同体”，更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现代大学的起源与本质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理性作为人特有的一种认识与推理能力，自人类诞生起就内在于人自身，而理性及理性主义本身更是体现了人们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特有观念和态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整个宇宙的客观规律，可以凭借理性所提供的手段和工具使整个世界获得改观或进步；另一方面，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就分别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宣言和一群囚徒戴着镣铐围着火堆跳舞的“洞喻”表明了学者追求伟大的理性之光的重大意义，而且从人类理性生成到理性主义发展的进程正好与大学“价值中立”、“学术自由”、“理性共同体”等观念生成相恰相关[1]。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康德最早复兴古希腊自由知识观，尝试论证学术自主性，提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即不能以功利性标准评价真理、正义与美；随后，他以哲学非源于外在功用而源于理性和真理本身率先将德国大学的哲学院提升为“大学的灵魂”[2]。因此，自由知识观经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及德国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吸收与融合，学术界这种源自古希腊的对知识的探究已经不仅限于闲暇的好奇了，因为只有越来越精确的知识验证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由于客观性是真理能否站稳脚跟的标准，于是，学术的客观性就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中脱颖而出，即学术结论不受价值影响的原则。价值自由实质源于古希腊自由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内在价值，并与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紧密相连，强调学术领域应由学者主导的“理性共和国”支配，因为只有理性的知识才是自主和自律的，具有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内在逻辑，因而这种大学组织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天然的“理性共同体”。 尽管一般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大学，但众所周知的是，在那个号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人类追求真理的共同信仰与理性精神反而曾经作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原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对中世纪大学及其学者实行精神专制与思想独裁的依据，成为迫害大学内部异教徒的借口。那么，人类的这种学术传统与理性精神究竟是如何顽强地在中世纪共同的宗教范式内，逐渐从一种神圣的内在信仰转化为大学共同体内在的统一的理性原则，最终促使大学在中世纪以后逐渐成长为一种真正制度化的特殊“理性共同体”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约九百年前中世纪大学机构所表现出的基本的理性特征与制度传统呢？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理解大学的尽管费工夫却很有效的路径：“谁都在谈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3]这实际是从方法论上告诉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人类特有的“理性精神”究竟如何逐渐外化为大学组织本身的一种“理性制度”，就必须重新回到中世纪盛期，探讨那个时候大学的基本生活状况，包括：大学基本内涵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职能？基本结构是什么？哪些人生活在这里？有什么样的价值趋向？最后，大学又是如何通过改变自身的某些特质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在保持自身充满活力的同时，使自身的本质特征具有连贯性与延续性，并且名实相符，最终制度化为今天的“理性共同体”模式？ 一、中世纪大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制度特征 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史表明，从高等教育机构的起源与产生时间来说，从公元前五世纪起，世界其他各大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高等教育机构，比如古希腊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亚里士多德的利塞姆(Lyceum)，托勒密(Ptolemaeus，约90年-168年)的亚历山大及其大图书馆；而且，上述这些机构都对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与进步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于大学或大学教育的起源，尤其是中国大学的起源，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也存在诸多方面的分歧。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教育源远流长，迄今已有三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公元前十五六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称为‘右学’，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大学’”[4]。甚至有学者断定：《礼记·王制》中提到的夏朝的“东序”和“商代”的“右学”就可以解读为大学[5]；或认为，“商、周国家机构也比夏代有了发展，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培养官吏。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为适应商、周统治者的需要而产生了”；“商代的大学从殷甲骨文中和史籍的记载中得到了证明，因此，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6]。另外，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著名论断。 然而，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大学”的直接来源。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大学与大教堂和议会一样，都是中世纪的产物。按照过去七八个世纪以来对大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在希腊和罗马时期并没有大学……希腊人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但其与大学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就算这些“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与我们(西方)大学或学院表面上极类似者，皆曾见于其他地方(包括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有系统的专业科学研究，亦即由一群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所经营的学术，他们现今已居于一种近乎文化支配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专业性的官员，他们乃西方近代社会国家与近代经济的基石。尽管此一群体在其他地方亦见萌芽，但对于社会秩序，却从未构成如其在西方那样本质必要的角色。”[7]所以，目前种种研究都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它是“对中世纪社会秩序既起过推动作用，又起过摧毁作用的一种欧洲独特机构”……这时的大学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学校，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为学习本身的概念而存在的[8](P27-29)。其中，意大利的大学长达4个世纪居于大学发展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