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1－0088－10 1920年代，国内大学课程常常偏重文法科而忽视农工医各科，高等教育形成农工科萎缩过度，文法科发展过甚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掌控了全国教育的决策权，并由此开始了各个层面的改革。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教育方针的决议指出，过去教育的弊端在于“各级教育偏注于高玄无当之论，未能以实用科学促生产之发展，以裕国民之生计”，而今后大学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抑文重实”成为19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的一贯主张，而高等教育是否应该“抑文重实”成为当时教育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①。 浙江大学成立之初，虽设有工学院、农学院、文理学院，但偏重农工等应用科目，以培养“专家”为育人目标：从一年级起即按科系设置专业课程，而对于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国文等基础课，则无教授讲课②。1930年起，将文理学院下属中国文学系改为学门，又因经济问题，将心理、史学与政治、经济三学系停办。郭任远长校期间，“对学校行政及教育方面，颇多改进”，首要为“注意理工农各系之发展，俾符政府提倡自然及应用科学之旨趣，理科各系，除作纯科学之研究外，并负责训练农工两院学生之基本科学”③。或可说，1930年代初，浙江大学是国民政府“抑文重实”教育的典范。然而，1936年，竺可桢长校之后，改革教育理念，调整浙江大学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转变学术风气。针对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为调和各院系间的分歧与矛盾，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升华“求是”精神，以此平衡文实冲突，为倡导科学人文化、培育通才的教育理念铺平道路。本文拟以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的来龙去脉为线索，落实竺可桢对“求是”精神的实践，以此阐释浙江大学“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办学理念，进而为今日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些许启示。 一、浙江大学与浙省学风 1936年，浙江大学发生“人事异动”，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继任校长一职者三人：吴雷川、周炳琳及竺可桢。各方几乎一致看好没有从政经验的竺可桢，竺可桢当时虽颇为犹豫，但心中已经对浙大的办学宗旨有所思考，特别是对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的办学方式与理念大为不满： 大致郭任内重要政绩在于增加军训，使学生生活军队化；于杭城太平门外购地千亩为新址基础；改变内部组织，如农学院之分系不以畜牧、农艺等名称，而用农业动物、农业植物等等。此三者自以第一着为最重要，但因此连带及于大学之目标。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号召，则根本郭之做法即违反本意。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④ 批评郭氏的焦点即在“物质主义”，“以实用为依归”。而竺可桢表示大学精神应该“以和平相号召”，会通中西文明，此虽办学之难点，但仍需提倡。在第一次对浙江大学学生训话时，竺可桢即提出要“明了往史与现势二条件”，“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我们讲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固然绝不能忘了本国民族的立场，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旧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竺可桢特别强调浙江的开化与学术的发达，并以黄宗羲、朱舜水为典范，号召学生“生在文化灿烂的中国，又是生在学术发达先行足式的浙江，应如何承先启后，以精研学术，而且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⑤竺可桢格外强调浙省往昔的文化之盛，意在激发学生的自豪感，亦在针砭时弊。 陈训慈鼓励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重要缘由即“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⑥。若以学者籍贯而言，浙籍学人当时遍布全国，在各个学科中均属主流与中坚，而陈训慈所言文化退化，当特指本省文化风气的衰落，本省学术机构的质量令人堪忧。陈训慈1932年1月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在他看来，“省立图书馆在一国之学术教育上，实占极重要之地位，不但保存图籍文物，抑且辅益各种教育与社会事业，负提高学术领导风气之使命”⑦。同时，陈训慈对浙江大学寄予厚望，“浙江大学为本省惟一之大学，本馆则为本省公共之书库；大学为陶铸学者之重心，图书馆则为供应学者研究之所”，但二者指归则同为“昌明学术，发扬文化”⑧。1936年1月，由陈训慈发起，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大会，会员多系浙江各地史地教员，“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⑨。郑晓沧亦认为：“大学非仅为教育的，亦为文化的，大学教育与文化学术盈虚消长有关。”⑩可以说，陈训慈等人期望竺可桢执掌浙大，使浙大成为能振兴浙省文化的中流砥柱。竺可桢也打算将浙江大学办为全省文化重心，扭转郭任远倡导的“物质主义”风气，同时指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11)。反之，“浙大尚有数点应改良”，第一项即“课程上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12)，“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13)。因此，竺可桢上任伊始最为重要者，即四处招揽人才，浙江大学学科结构、人员组成为之一变，学术研究的风气也随之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