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1)03－0005－18 学术系统是一个结构分化的等级系统。所谓结构分化具有两层内涵：第一，其内部存在一个按学科和专业畛域分布的相对严格的分工格局；第二，每一个学科或专业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即所谓的学术或专业共同体，共同体内部因为存在声誉、地位以及其他资源差异而形成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分层结构。这种分层结构不仅表现为学术机构之间存在着等级，而且还表现为不同成员之间在身份、地位和声誉上的明显差异。诸如那些少数在国内外声名显赫的研究型大学，俗常中我们常常提及的“高端人才”、“杰出人才”、“拔尖人才”、“领军人物”、“学术精英”、“学术权威”，以及带着各种诸如诺贝尔奖得主、院士等头衔的学者，即印证了在学术系统内部所存在的这种再寻常不过的等级、阶梯和差异结构，即本文所谓的“学术阶梯”。在此，对于这种差异结构存在的合理与否我们姑且不做价值判断，它也不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一个已然存在着的分化系统中，拥有相对优势地位的成员究竟是如何通过参与一个带有高度竞争性或赞助性的障碍赛过程而成为优胜者？ 一、既有研究结论及其理论解释概述 国外关于学术系统分层以及学术英才成长的有关研究，大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有关研究文献及其观点的详细梳理，笔者已经做过专门的综述，具体详见《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一文，在此不复赘述[1]。概括而言，关于优秀学术人的成长和认可机制无非有三种理论解释：第一，所谓业绩至上的普遍主义认可准则，即学术人通过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意志力，以学术发表上的质量和数量优势来赢得同行的认可，学术人的这一成长过程又被称之为“竞争性的流动”或者“优势累积效应”；第二，所谓特殊主义的认可准则，即学术人通过借用其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与其家庭出身、毕业院校出身、学缘关系以及学术界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等)，而获得发表或地位上的优势，该过程又被称之为“赞助性流动”[2]；第三，两种认可机制之间或者竞争性流动与赞助性流动之间，存在一种互动放大和转化效应，过于偏重任何一种解释都被认为有极端化的取向。[3]上述结论和理论解释基本上都来自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但是，对于中国学术界上述有关理论解释是否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相关扎实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学术精英的研究多是以两院院士或如“国家杰出青年年基金”获得者等为研究对象。这些针对中国绝对意义上少数学术精英成长过程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都是对西方经验研究结论的证实。譬如，较有代表性的是曹聪关于“中国科学精英”的研究。他以中科院院士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学术精英的成长与其家庭背景间存在高度相关，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的院士占据半数以上；第二，学术出身(毕业的国内外机构声誉和导师地位)与其成长间存在高度相关；第三，私人联系(关系)对院士身份获得有明显影响。总体上，他的研究基本验证了朱克曼关于诺贝尔获奖得主的研究结论。[4] 陈晓剑等人通过以“973”计划项目首席专家为对象，对其高中后的教育背景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本硕博教育阶段的连贯性程度与人才成长间存在关联；第二，长周期培养对人才成长有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国内外混合培养模式(包括具有国内和国外大学教育经历、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教育经历)是高端人才成长的关键路径。[5]相对于其他研究，陈文所尤为关注的是高中后教育背景与学术地位获致间的关联，但是，相对于以往研究，它更深入地分析了高等教育过程中不同培养模式或路径的影响，丰富了人们对高中后教育经历与学术地位获致之间关系的理解。 吴殿廷等人主要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对“两院”院士出生地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分析，认为区域、地理环境和因素是构成高层次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与此同时，他们还从院士出生季节、出身家庭、父母职业、出身高校、重要影响他人、社会时代背景(政治和国际交往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简单统计分析，认为上述所有变量都对高层次人才成长有着显著影响。[6][7][8] 因为上述研究对象的成长过程所跨越年代相对较长，为控制因为时代环境差异而产生的众多难以比较和解释的复杂变量，有些研究者把研究对象更多聚焦于近年来才脱颖而出的年轻优秀人才群体。如郭美荣等人以1994－2008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9名获得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总体上的统计分析，得出了与上述研究略有差异的有关结论，如在关于学术出身上，名校(“211”高校)出身虽有一定影响，但并不具有绝对的显著性(本科毕业“211”高校的占59％，而非“211”高校为41％)。此外，年龄(成长周期)、流动频次(学习和工作机构转换)和国际游学经历也是影响人才成长的重要变量。[9]瞿振元等人则对改革开放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两院院士样本展开分析，研究结论与郭文相似，即年轻院士的本科教育经历具有多样化趋势，并不完全向顶尖大学集中(“985”高校15人，非“985”的“211”高校10人，非“211”高校16人)，但是，他们的研究生教育却明显向“985”、“211”高校、中科院和海外大学集中。由此概括出：“多元复合”教育经历、海外经历和任职高校的地位等对人才成长具有关键性影响的结论。 通过对上述研究进行归纳，其大致的经验共识是：高层次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变量包括家庭出身(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出生地)、中小学教育经历(如教师等重要影响他人)、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经历(包括学校声誉地位、学缘关系、培养路径等)、海外经历、任职工作机构声誉和地位、学习和工作流动频次，等等。在此，我们对上述有关研究所存在的质疑是：第一，过多研究都集中院士群体，而由于该群体成长社会背景存在极其复杂的非均质性，相关统计性的结论可能多少有些武断。例如有研究以南方院士数量高于北方为依据，得出南方人比北方人聪明的论断。其实该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历史、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等环境性后天因素，人才成长与智商、人种差异间没有关联，这已经是国外研究的基本共识，出生区域差异会影响人的聪明程度就更是荒谬。只要对有关变量稍加以控制，上述结论就不攻自破。如李永瑞通过把研究对象锁定在50后两院院士身上，研究发现：区域汇聚现象大大减弱，并得出院士的区域汇聚在很大程度上与属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可获得性相关的结论。[10]第二，因为上述大多研究的样本规模太小，简单的频数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譬如甚至以院士出生季节分布的微小差异来推断出气候冷暖会影响智力的结论，恐怕很难找到站得住脚的依据。第三，即使上述由经验数据而获得的有关结论是客观的，但是，大多研究并没有解释究竟各个变量是如何影响成才的，即对成长机制缺乏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很有必要在高层次的学术人才之外，引入一个一般性的学术人才群体作为参照，通过差异比较可能会更有助于分析其中所存在的某种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