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1）06-0066-05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一脉相承的封建帝制，是一场改变国体政体和国人灵魂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从酝酿准备到起义爆发，再到民国建立、共和肇始，都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得助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 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是救亡图强的时代产物，与辛亥革命具有思想上的相通之处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中后叶，生逢“天朝上国”内忧外患之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形式和规模如何不同，其基本宗旨莫不定位于救亡和图强。早期的洋务学堂，虽然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但它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表明了对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不满，也表明了自己与旧教育的区别。天津中西学堂创办于甲午战败之际，旨在寻求“自强之道”、“求才之道”。京师大学堂诞生于戊戌运动，孕育之初就植有变法、革命的基因，不仅注重“西艺”，而且强调“西政”，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1](P547)。这些新式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在性质和宗旨上因时因地而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救亡图存的产物，都代表着革旧图新的一种力量，代表着新的、进步的一面。这正是它们在思想上、目标上与辛亥革命的相通之处。 辛亥革命的许多先驱，正是出自这些新型的高等学堂以及其他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都是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黄兴曾任教于长沙明德学堂，1904年任教务长，就是在这一年，他发起华兴会并任会长[2](P35)。蔡元培于1903年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次年他在这里筹组光复会并任会长，不久又任总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2](P328)。钟荣光就学于岭南格致书院，1896年加入兴中会，后任岭南学堂汉文总教习，在那里他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参与并领导了各种革命活动[3]。 另外，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留学运动对辛亥革命的作用也非同一般。大批留学生到国外，不仅接触到救国救民的先进理论，而且对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劣有了更深切的比较。尤其是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逐年增加。到1905年间，在日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两万人[4]。其中的许多人，如陈天华、邹容、秋瑾、宋教仁、马君武、杨毓麟、任鸿隽等，都是在留日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共进会等革命组织，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与会者几乎都是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西方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5]。 二、高等教育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从事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的先驱者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对于革命的作用，他们以高等学堂为阵地，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 1.在高等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师生营造革命舆论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号召“革命之教育”，呼吁“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6]。这一点是革命党人的共识。孙中山多次流亡海外，每到欧美、日本、香港等地，均在中国留学生和学人中宣传革命，策划反清。1906年12月，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表演讲，孙中山系统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黄兴则号召学生“莫要说是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要尽那革命的责任”[7]。就在武昌起义前夕，黄兴还到上海的秘密地点，向南洋公学等校师生演讲，并当众血书“驱逐鞑虏”。另据记载，杨毓麟任北京译学馆国文教员期间，为激励学生的革命思想和精神，每当批阅学生课卷时，“学生课卷有稍合革命主义者，虽文词草率，辄奖励之；有颂扬君后而抬头书写者，必勒抹而痛斥之”[8]。 在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之下，许多高等学堂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革命师生通过演讲会、出版书刊、办学等形式，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向社会底层民众，宣传革命思想，营造革命舆论。湖南明德学堂、安徽公学、浙江大通师范学堂、中国公学、云南讲武堂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沪上的大学生定期举办的“张园演讲会”，常州籍大中学生的假期连续演说会，南汇籍学生的“南汇讲学会”，对“唤起国民思想”发挥了重要影响。新型学堂里的师生，更是争相传阅《警世钟》、《革命军》、《民报》、《苏报》等革命书刊，并充当革命书刊的发行人。安徽大学堂的学生，曾每人订一份《安徽俗话报》寄回家乡，向家人乡人宣传[9](P123－124) 2.建立革命性质的高等学堂，培养革命人才，开展革命斗争 孙中山于1903年在东京创办青山军事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徐锡麟和陶成章1905年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设体操专修科，培养教师，暗中也是为了培养反清军事人才。秋瑾1907年任大通师范学堂监督，在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光复军。 1902年11月5日，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10]。校长开除特科学生的举动，引起全校师生反对和抗议，特科学生于16日上午集体自动退学。为收留这批学生，在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召集下，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于1903年初创办了新校“爱国学社”，同年还创办了姐妹校“爱国女学”。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重精神教育，以自由独立为主”，专收各地进步学生入学，教师亦多为倾向革命者。“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许多革命志士，都曾以学社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邹容曾借居爱国学社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也曾借居于此编辑《苏报》。更惊奇的是，杨笃生、章士钊、钟宪鬯、俞子夷等教员，都曾在蔡元培召集下，秘密组织暗杀团，试制炸药，为反清武装斗争做准备[11](P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