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100多年前，许多人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是出于个人兴趣或好奇，他们并不太考虑其工作结果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1]。近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活动逐渐由个人事业转变为社会事业，使得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科学伦理和学术道德建设，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因其不当使用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中国，科技管理中存在着一些急功近利行为，如要求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对科技工作者的绩效评价重项目、经费，轻质量、水平等，使得“板凳甘坐十年冷”、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氛围受到很大伤害，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清贫和寂寞，造成科学研究中浮躁之风蔓延，学术腐败频生，加之有的科技工作者单纯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和科学道德，使得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当前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博士生是科技工作者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对于解决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博士生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在于探索未知、传承学术，更在于了解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正如爱因斯坦在1931年2月16日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应用科学的学生所说的：“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 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虽然是当前我国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从研究方法的视角看，当前对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思辨研究、历史研究，还非常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解我国博士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现状，我们于2010年下半年在全国对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进行调查时，专门对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4所高校的424名理工科专业的博士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期望通过实证研究，将博士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中所包含的一些抽象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指标化，以了解博士生对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认识，探索博士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与方法，让博士生更多地思考如何把社会责任融入到自己的科技活动中去。笔者认为，这项不仅可以为解决博士生社会责任意识培养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改善博士生的形象。 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的由来及其发展 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最早是由贝尔纳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3]。贝尔纳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技术在20世纪初出现了巨大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发展，迫使科学家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地去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使得科学家不得不更加关注科学技术与外部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关系，思考各种影响科学事业发展的因素，以及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当时，科技工作者所关注的“社会责任”除了科学本身的利益和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外，还有科技工作者面临战争所应有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尖锐地突显出来了，使得科学共同体对其社会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二战结束后，科学共同体对科技成果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原子弹和氢弹造成的恐怖普遍感到担忧，也更进一步意识到他们对维护世界和平所应承担的责任。[4]例如，1958年，70位著名科学家发表了著名的《维也纳宣言》，指出：科学家由于具有专门知识，因此能够预见由自然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危险性，并能清楚地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远景，科学家有责任考虑科学给人类提供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可能性[5]。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领域出现的许多划时代发现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科学技术革命的进程，对科学共同体提出了新的“社会责任”问题，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出现了大量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讨论与争辩。例如，关于核能的社会控制、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等等，其核心就是科学家到底应该对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负有什么样的以及何种程度的责任。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科学家开始讨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例如，1985年钱伟长在《交叉科学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一文中强调：“一个对我们的祖国、民族负有深深责任感的科学家，必然要考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关系领域的问题。”[6]钱学森在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还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对人类生存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我们应当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研究和把握90年代的科技发展趋势，想深一些，看远一些……在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中，我国科技工作者有着多方面的工作，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7]但总体上讲，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比较晚，近年来才比较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