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跨学科研究系统建构及其对我国大学的启示

      随着现代科技向纵深发展、人类社会问题复杂性的日益突出以及新技术力量的不断增强，跨学科研究逐渐被推上科学研究的前沿，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发现与科研成果应运而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科学研究的生力军，越来越多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将促进跨学科研究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设立众多规模层次不同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研究正在经历从同质的、学科的、分等级的传统模式向一种异质的、跨学科的、水平的和流动的新模式转变”[1]1。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大学科研与管理实践中，受制于学科、学科组织界限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障碍，跨学科研究似乎对学术界并非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只要传统研究模式在大学里继续存在，向跨学科研究的转变就无处立足”，“许多被认为是跨学科的首创，实际上仅仅是旧式研究的变形——传统工作模式被贴上了新的标签——而远非对新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概念重建和改组”[1]1。跨学科发展的必然性、重要性与其在大学中遭遇的“尴尬”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学术界对如何促进大学跨学科研究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与广泛探讨。

      本文将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从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对国外跨学科研究理论最新进展的运用以及对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成功案例的研究，来剖析“如何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大学跨学科研究系统”这一困扰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推动我国大学跨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系统实施”与大学跨学科研究系统的治理结构

      美国学者Diana Rhoten在其关于跨学科合作的社会与技术条件的多元方法分析的研究中，运用Huy和Mintzberg提出的“变化的三角形”（triangle of change）理论[2]，对学术研究环境进行了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见图1）：阻碍向跨学科研究转变的因素既不是位居三角形顶角的“外部关注”（extrinsic attention，包括资助机构、研究经费）的缺乏，也不是居于三角形底部的“内部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教师与学生的兴趣）的缺乏，而是居于三角形中部的“系统实施”（systemic implementation，大学管理和结构）的缺乏。她同时指出，许多大学之所以没有实施彻底的跨学科改革，而只是在原有学科组织结构上贴上跨学科的新标签，其根源不仅仅在于原有结构对跨学科研究造成的实际阻碍和抵制，更关键的在于缺乏旨在为积极支持跨学科研究而对原有学术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设计（re-design）的“系统实施”，由此造成的实际结果是，所谓的首创（initiatives）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未能服务于“系统实施”想要支持的对象[1]。

      

      图1 跨学科研究系统“变化的三角形”理论

      根据Rhoten的上述研究，以治理结构为核心内容的“系统实施”成为影响跨学科研究发展与成败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这就意味着建立一个架构合理、机制顺畅、管理到位的跨学科研究系统，是大学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决定性环节。然而，就大学跨学科研究系统本身而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在治理结构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呈现出多样性图景。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2004年该大学已经拥有277个跨学科研究机构，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学系的数量。与学系的设立需经大学董事集体决定并列入大学章程不同，这些跨学科研究机构没有列入大学章程，且除了跨学科研究所的设立需要得到大学理事会和校长的同意外，其他跨学科研究机构（如研究中心等）则可以由单个学院自行创设，不需要校方的批准或备案，有的甚至不需要经过院长的同意[3]20。

      各种跨学科研究系统治理结构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很难在较短的篇幅内一一呈现，故此，我们采用了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23的认识方法，以具有较大规模、发展较为成熟与稳定的跨学科研究系统为主要对象，通过考察其治理结构，从而在一般意义上体现“系统实施”对跨学科研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为便于论证，此处所指的“较大规模、发展较为成熟与稳定的跨学科研究系统”主要参照了2004年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研究所和促进跨学科研究委员会联合公布的研究报告《促进跨学科研究》中对大规模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特征界定（见表1）。与自发建立、松散管理、以研究为单一目的的小规模跨学科研究相比，大规模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受一个自上而下力量的推动，且管理更为规范有效，空间、设备、资金等资源更具保障性。

      

      首先，从大学整体治理框架来看，跨学科研究系统开展活动需要在更大、更具全局性的大学中央治理系统中展开并受其限制。尽管成功的跨学科合作最初往往始于教授之间“自下而上”的合作热情，但跨学科研究系统的成熟、健全与稳定发展仍然离不开大学中央治理系统的支持和管理，需要大学中央治理系统乃至校长的亲自推动。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或孵化机制在美国一些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发展战略中得到具体体现（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跨学科研究系统与其隶属的大学系统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形式——两者合二为一，即没有学科或学系“围墙”、直接进行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大学或本科学院的建立，例如洛克菲勒大学和奥林工程学院①。前者没有设立学系，而是在实验室和医院的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高水平的科学多样性、内部分化程度低（没有学系）以及远见卓识的领导是洛克菲勒大学成功的三个重要特征”[3]176。后者也没有单独的学系及基于学科或专业的单独预算，所有新生都接受涉及所有工程科学的综合教育，在接受一定教育之后可选择一个具体问题进行专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