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越多的劳动者工资收入更高(Psacharopoulos等，2004)。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时仅仅考虑教育数量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教育质量。 在中国，尽管关于教育数量的收益率的研究非常多，并且对计量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探索，但对于教育质量的关注程度却远远不够。最近的一些研究估算了中国中学教育质量对劳动者受教育状况的影响(Park等，2010)和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张海峰等，2010)，而对教育质量和劳动者收入的关系则鲜有论及①。因此本文试图考察劳动者所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中国人口众多，加之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非常旺盛。而高质量大学的数量相对较少，导致升入高质量大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一般而言，能够通过高考的激烈竞争进入高质量大学的都是禀赋较高的学生，这些能力较高的学生即便不进入好大学，也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他们能否从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中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是值得怀疑的②。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以“211”大学作为中国高质量大学的标准，运用倾向指数匹配法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经济收益进行定量估计。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衡量 教育数量一般用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程度衡量，国内外研究者对此均无异议。但如何衡量教育质量却并非易事，相关研究也未达成共识。在国外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经济收益的研究中，通常使用两种方法衡量高等教育质量。一种是使用某类投入指标(如教师平均工资、生师比、教师学历、学费、学生平均入学成绩)衡量高校质量，或基于若干类投入指标生成高校的教育质量指数(Black等，2004、2006；Long，2008)。另一种是采用高等学校的评级作为识别高校教育质量的标准(Brand等，2003；Liu等，2010；Long，2010)。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投入数据几乎无法获得，于是我们借鉴美国学者用大学排名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思路。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高校排名。因此我们根据教育部确定的“211”大学来识别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所上的是“211”大学，就认为其接受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中国政府早在1954年便确立了重点建设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政策，当年确定了6所全国重点大学，此后陆续增加重点大学的数目，截至1981年，共确定96所全国重点大学，这些学校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校园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③。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及专业的建设工程，简称“211工程”，而被列入这一工程的学校便被称为“211”大学。1995年，“211工程”正式启动。“九五”和“十五”期间，“211工程”一期和二期分别涵盖了99所和107所高校，目前正在实施“211工程”三期。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名单，目前全国共有112所“211”大学④。 在中国，“211”大学是各级政府重点建设的大学和高中毕业生首先选择的大学，也是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做出雇佣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甚至国外大学在招收中国留学生时也会考虑学生是否毕业于“211”大学。因此，我们认为“211”大学可以作为高质量大学的代理变量⑤。 二、高等教育质量收益的估计方法 (一)OLS估计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估算高等教育质量收益的常用方法是在明瑟收入方程中加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变量(Speakman等，2006)。即：
(二)匹配法 OLS估计的本质是在控制可观测因素的情况下，比较接受高质量和低质量高等教育的个体的平均工资差异。这一方法存在两个缺陷(Black等，2004)：(1)假定对数工资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2)可能违反公共集假设，即在给定了解释变量的取值后，有时只存在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个体，或者只存在接受低质量高等教育的个体，这时就无法比较两类个体的工资差异。针对上述情况，目前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匹配法。这种方法放宽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并且有效地处理了公共集假设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倾向指数匹配法有分层匹配法、最小邻域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等几种方法。目前常用的是后3种方法，其中核匹配法又分为高斯核匹配法和伊氏核匹配法两种(Becker等，2002)。同时，可以只对处于公共集内的样本进行匹配，提高匹配的精确性。另外，在估计倾向指数时，平衡性条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
的选择是否合适。所谓平衡性条件，是指倾向指数相同的处理组和非处理组样本的控制变量的分布应该相同(Becker等，2002)。
